土耳其是中东地区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后期的改革开启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凯末尔革命使土耳其真正地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国家基础，使土耳其成为了伊斯兰国家进行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的典范。然而，凯末尔改革所确立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实质是国家控制和压制宗教。随着土耳其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扩大，具有深厚根基的伊斯兰诉求得到释放，与之伴随的就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伊斯兰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受到挑战。2002年以来，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在议会选举中连续三次获胜，至今已单独执政长达12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为我们认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因素，思考现代化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提供了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土耳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依然错综复杂。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宗教传统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要完全排除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建立一个西方化的社会？本文试图考察土耳其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伊斯兰教对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凯末尔革命与伊斯兰教
　　凯末尔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处理国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将改革的矛头直接对准伊斯兰教。凯末尔革命的方向是世俗化、西方化，是背弃伊斯兰传统，在文明取向上全面转向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在凯末尔看来，文明就是欧洲的文明，而伊斯兰教是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宗教应该与政治、司法、教育相分离。凯末尔用国家机器强力推进世俗主义改革，在国家制度架构、司法、教育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对伊斯兰宣战。
　　在国家制度的架构上，坚决构建世俗共和国。1922年废除素丹制，首次从法律上把世俗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分离开来。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1925年借库尔德人反叛的契机，取缔一切教团，关闭道堂并没收其财产。1928年修宪，删去了“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和“教法规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的条款，总统、总理和议员的就职宣誓改为以个人的名誉进行。从此，土耳其在法律上成为世俗国家。[1]
　　在司法方面，凯末尔继续推进19世纪以来的法律世俗化进程，剥夺乌里玛的司法权。1924年废除宗教法庭，一切审判均在行使法律管辖权的世俗法院进行，结束了宗教法庭与世俗法庭并存的二元司法体系。1926年颁布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的新民法典，废除多妻制和休妻制，保障妇女在家庭、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与男子享有平等地位。
　　在教育领域，凯末尔改革继续推进教育的世俗化，1924年制定的教育法规定全国的教育机构统一隶属国家教育部，关闭了所有教会管理下的学校，结束了宗教学校与新式世俗学校并存的局面。凯末尔认为“一个国家只能实行一种教育体制，双重教育体制只能培养出两种人，从而破坏民众对国家情感的统一”。[2]
　　在社会改革方面，凯末尔的措施更为激进，力图打破伊斯兰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束缚。他颁布法令以欧式礼帽取代伊斯兰传统的费兹帽，把宗教服饰限制在清真寺内；政府禁止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妇女戴面纱；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改革还包括采用西历，废弃伊历纪年，以星期天为周休日，而非星期五；下令在清真寺必须用土耳其语朗读经文、宣礼祈祷。“文化改革把土耳其的文明切换运动推向高潮”，[3]阿拉伯文字作为《古兰经》的语言和载体，具有重要的宗教内涵。凯末尔决心抛弃阿拉伯文字母，采用便利的拉丁字母。1928年11月，议会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合书写阿拉伯字母的法律，中学停止阿拉伯文教学。这一举措更深的目的在于切断同伊斯兰昔日的文化与宗教联系，在价值观和文明取向上与欧洲联结起来。
　　土耳其伊斯兰势力十分强大，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遭到激烈的反对。废除哈里发制，激起了宗教保守势力与虔诚穆斯林的反弹，激发了1925年谢赫·赛义德领导的库尔德人的反叛，其打出的旗号是结束共和制，恢复教法和哈里发制。此后，凯末尔加强对伊斯兰教团的控制和打压，取缔所有教团，关闭道堂，没收其财产。1926年新刑法规定，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情感为政治基础的社团。1938年结社法禁止政党参加宗教活动，禁止在宗教、教派基础上组建社团。
　　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的革命性，在于政治合法性的切换。奥斯曼帝国合法性的源泉是伊斯兰教，而凯末尔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其理论基础是西方的“人民主权”理论。为此，凯末尔竭力削弱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与伊斯兰文明进行切割，并挖掘和弘扬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历史和文化，构建全新的、具有欧洲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从实践层面看，正是伊斯兰教在民众中强大的动员力量，促使凯末尔决心镇压伊斯兰保守势力，以强力扭转国家的文明取向。然而，凯末尔革命作为精英主义运动，在城市和沿海地区比较顺利，在保守的、伊斯兰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安纳托利亚内陆则受到真正的挑战。[4]就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其实不是政教分离，其实质是政府对伊斯兰的控制和打压。在凯末尔的铁腕打击下，教团被迫转入地下，但是民间伊斯兰势力非常强大，一旦政府对宗教的控制放松，伊斯兰势力就会走上前台，发挥自己的影响。
　　凯末尔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政治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但是对于其改革的功绩和成果，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世俗化改革无法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要求强力推进世俗化和现代化。在一个伊斯兰文化根深蒂固的欧洲近邻国家，唯有效法欧洲、选择欧洲文明才能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帝国的完整与生存，才能实现富国强兵。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为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确立了框架。

      二、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现代化与伊斯兰复兴
　　凯末尔世俗化改革没能在广大乡村穆斯林中深深扎根。1946年多党民主制的确立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性步骤。多党选举制对于伊斯兰的复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各政党为了争取占人口多数的农村穆斯林的选票，竞相对伊斯兰示好，即使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共和人民党也不得不对伊斯兰教采取更包容的态度。伊斯兰教势力则乘机展开反世俗化活动。
　　1950年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民主党，反对干涉公民的基本宗教自由，主张在非政治化的前提下允许伊斯兰教有限复兴。民主党政府允许清真寺用阿拉伯语宣礼，允许电台先用阿拉伯语播送《古兰经》经文，宗教课成为教学大纲的一部分，不愿选修的学生须由家长申请，中学也增设宗教课，政府还拨款大量修缮和新建清真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