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对企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由此也诞生了相关利益群体，企业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怎么样通过对政治环境的管理，让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保持或者提升，进一步让企业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成为企业以及诸如政府、购买方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等一些利益群体均十分关注的问题。
　　由于政治环境对企业通常会产生较大影响，这种情况导致如今不少企业均特意设置公共事务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协调企业同媒体、政府及其别的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企业在政治活动上的投入不再被看做是企业的成本约束，研究人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企业政治行为的决策甚至能取得和市场决策同样的良好效果，可以以价值为导向，同时可以增强竞争力，有效降低竞争劣势。企业实践活动的变化，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企业界和学术界一致认为，可以从战略层面对企业的政治行为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人们逐步开始追问：“怎么样对企业政治战略进行选择？”，“企业政治战略包括些什么内容？”，“企业政治战略同绩效之间存在啥关系？”，上面几种情况均具备一定的理论与现实背景。
　　一、政府对企业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企业的生存普遍离不开政府提供的资源。除了依赖市场体系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离不开非市场体系提供的资源（Stephen et al.，2002；Peng，2003；Nee et al.，2003），就处于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中国企业而言，情况更是这样。政府颁布并实施很多经济与商业政策，同时借助行政权力确保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高度垄断地位不动摇。一个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依赖程度同该企业对其所依赖的政府部门所提供的服务与资源的需要成正比（Thompson，1958）。所以，假设政府管理的资源对企业而言非常重要，同时企业无法寻找其他资源来替代，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性会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政府具备很大权力来决定企业的生存现状。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就有可能通过方式各种参与公共制度决策进程，力争让政府决策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影响，进一步创造对本企业成长有利制度环境。
　　政府对企业的规制意识与方法持续升级。政府规制很早就诞生于市场经济国家。早在1916年，首个管制高峰期就在美国展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步入大范围的规制高潮期；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美国的规制浪潮逐步开始放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又产生再规制的情况，当前处于规制和放松规制共存期。同管制程度大小变化的发展变迁过程相对应的是，管制方法不断进化：环境规制、医药领域定价与准入规制、金融信息披露规制、生产及其工作地点安全规制等社会性规制措施得到飞快发展。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规制水平与手段同样出现了较大变化，一方面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价格约束、数量限制等手段直接对微观经济行为展开全方位深刻地干预，另一方面渐渐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安全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等社会规制方法与规定对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与规范。中国政府规制面临新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强经济规制向有关产业旧体制内行政垂直管理的规制放松转变，同时我国的行政性垄断规制也逐步向如今市场经济所采用的规制重构转换，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的弱社会性规制向法律制度逐步完善与健全的强社会性规制转换。所以，中国企业有必要对政府执政方式的改变和规制手段的变迁进行深刻理解，力争找到和这些变革相匹配的解决方案。
　　政府的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的工作资料，这些都需要从企业采购，所以，政府其实也是企业重要客户。研究发现，在1978至1979年间，西方一些国家的私营企业和当地政府通过签约的手段承包的社会服务依次占所有社会服务的35%与8%。1999年4月，中国财政部出台了第一部和政府采购相关的全国性部门制度《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颁布的第二年，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均颁布了地区性的政府采购管理措施，全国人大立法议程里也列入了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的相关机构与制度建设越来越完善，政府采购量和采购种类越来越多。政府甚至成为部分企业的最大客户。
　　政府对企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也让很多企业逐渐开始关注政治环境波动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二、影响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别的力量的出现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民主制度，重视“社会参与”，政府出台各种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章并不容易，通常需要经过权衡各方利益使其尽量达到平衡后才能出台（高勇强，2004），企业利用其政治行为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以此构建一个对企业成长和壮大有帮助的外部经营条件。消费者保护协会的出现、民间环保组织等力量的产生，工会力量的增强等等，构成了西方国家政治进程中的特殊情况，同时让各方利益得到平衡，某种程度上也维护了社会稳定。
　　而中国更重视“国家意志”，大多数结构性活动空间以及社会资源都被政府垄断，我国还处于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环境中，企业难以通过有效合理渠道对政策出台以及规章制度的制定构成影响，无法做到像美国公司那样具备了可以影响政治进程的重要力量。不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立法要科学而且民主，法律要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侵犯，这并非一句抽象而空洞的话语，而是明确要求在民主立法的过程里，对人民的利益表达以及权利诉求要重点考虑，尽量让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得到平衡，这表示公共政策的出台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通过一定的民主活动参加到立法过程里面：部分对政府的某项决策存在很大利益关系的群体力量的提升会对制度和政策走向构成影响，如经常出现的食品质量安全情况，已经吸引了一些消费者团体注意力，他们主动呼吁政府立法保护消费者权益，这种呼吁加快了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速度；“科学立法”的宗旨要求该领域的一些精英人群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这些人需要具备较多的专业技术与知识，本行业精英人群的参与，使得利益重新分配进程更能显现社会公平的准则；媒体的迅猛发展，开辟了民众表达意见与呼声的渠道，吸引了更多民众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影响了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之初对问题的感知。这意味着其他群体力量的增强，推动企业摆脱对政治环境的狭义理解，站在更高起点，以更广阔视野应对政治环境的变化。(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