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不失历史进步意义，它所孕育和包含的某些合理的思想元素，已积淀为国人的思维惯势，成为当代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文化背景。但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是特定社会存在的产物。以小农经济为基� ⒁苑饨ㄍ跞ㄎ诵摹
民本思想不失历史进步意义，它所孕育和包含的某些合理的思想元素，已积淀为国人的思维惯势，成为当代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文化背景。但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是特定社会存在的产物。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封建王权为核心、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了传统民本思想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与现代的“以人为本”在经济基础、价值取向、主体内涵、服务对象和实现方式等方面均有实质区别。传统民本思想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自身而完成向现代民主思想的转变。
1.在价值取向上，传统民本思想是“君本位”而非“民本位”。传统民本思想不是一种论证民众政治权利的学说，相反，它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以君主统治的长治久安为归宿。在古代的政治格局中，君与民以对举的形式存在，二者相互制约，互为牵制。统治者为维护统治不得不考虑“民意”之于统治合法性的意义。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剥削阶级世界观在治国思想、治国方略上的体现，其本质和核心是实现对“民”的统治，是“为民作主”而非“由民作主”。在君主专制的等级社会中，“民”永远只是作为“受治之客体”而存在，须臾不可成为“能治之主体”[11]而执行政权，传统社会只有“治民”没有“民治”。民本是形式，君本是实质，民本属于“工具本位”而非“目的本位”。 “民本”是专制权力的题内之意，是专制体制的有效补充和自我约束机制。正如梁启超所言：“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11]中国传统社会虽有“重民爱民”的思想传统，但这一观念终因封建等级秩序的制度架构而窒息，君主专制是民本思想无法逾越的藩篱。中国新儒学的代表徐复观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政治的二重主体性矛盾，“在中国过去,政治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的对立。”[12]这一矛盾，决定了民本思想最终只能是一种既无法在理论上彻底展开，也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的“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谎言。
民本思想是一种带有调节性功能的意识形态力量。民本的政治理念和重民的政策主张，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些非实质性让步罢了。“以民为本”不是对专制君主的否定，而是提醒君主时刻注意自己存在的条件，将其作为巩固君主地位的措施。所谓的“民惟邦本”不过是统治阶级备用的道德说教和为“君本位”服务的手段而已。民本的工具性价值不言而喻。“君本”为实而“民本”为虚，在重民与尊君的天平上，砝码总是严重地偏重于后者。只有从“邦宁”的政治目的出发，才能演绎出“民惟邦本”的思维逻辑。忽略了这一点，迷惑于统治阶级所谓的“养百姓”、“惟以百姓为虑”等冠冕堂皇的话语，从而把他们奉为超阶级的圣君，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离西方启蒙学者的人民主权思想很远，由重民思想推不出“人民是国家主体”的结论。
2.在实现途径上，传统民本思想是“道德本位”而非“制度本位”。民本是一种伦理模式，而非体制模式，它只能给伦理学提供思想资源，而不能落实为现实的制度设计。用朱学勤先生的话说，是政治意识定位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
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是道德一元论的，体现在民本思想根植于对完美人格的信仰和追求，认为具有完美人性的圣人君子可以通过自省履践民本主张。传统民本思想带有明显的重道德教化、轻制度建设的乌托邦旨趣。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民本只是一种“软化”的约束，由于缺少稳定的制度设计和规范的操作原则，难以形成对君主的真正制约。“中国传统哲学中深厚的民本思想始终未能实现向实践和体制的迈进。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和家族本位制构成了从民本思想向民本体制转化的现实制度障碍。”[13]
在如何实现理想政治的问题上，历代民本论者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大同小异，无外乎君主修德、节己顺民、进谏纳谏、选贤任能等等，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完全系于圣君明主身上。这种“圣君崇拜”的思维模式，规定了君主的道德责任，为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可能会给老百姓带来一定好处，然而这种基于君主道德自觉的思想逻辑，只能对君主起到一种心里威慑的作用，类似康德的“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由于缺少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决定了民本思想的实际效力极为有限，不受实际制约的君主一旦不能自省自制，民众的灾难就在所难免了。
民本思想的治国方式没有超出“人治”的窠臼，其历史发展也同封建王朝的更替一样，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帝王之起，必承衰乱，……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国之衰弊，恒由此起。”[6]4正如伏尔泰所言：“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14]历代君主虽有“享国永年”的价值期盼，却始终走不出“其兴勃焉，其亡忽焉”的“兴亡周期率”。
3.在语义所指上，传统民本思想是“群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从概念范畴来看，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类群体”的概念，是一个整体的、集合的、抽象的存在，阶级性和阶层性是其实然属性。民本思想没有给予“个体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以起码的尊重。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视民众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认为民众“多力而不可敌”，其前提是把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从语义学上说，只有把“民”理解为“庶民”、“黎民”、“万民”、“百姓”这些集合性的概念，民本思想的内涵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阐释。如黄宗羲所言，“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5]这里的“万民”是相对于“一姓”之“君”而言的普天之下的民众，具有较为宽泛的群体性意义。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作为一种强大的体制性力量，“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把“人”严严实实地禁锢在等级链条上，使得家族网络中的个体仅仅作为其附属物而存在，个体毫无主体性和独立性可言。而在西方，自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后，以个体的方式表达对神的怀疑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便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西方的人本思想以“类的个体”为关注焦点，并由此产生了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弘扬。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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