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然而，实行“余粮征集制”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仅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工农联盟。所幸的是，列宁及时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指出：“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征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而实践的结果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要比任何自卫军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由此，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府作用、商品市场关系的认识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折性的变化。他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我们不应该指望采用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办法。必须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列宁开始认识到商业和市场 机制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为此，列宁果断地改余粮征集制为实行由“粮食税”启动的新经济政策，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并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政府统一的经济计划，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需抓住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
　　从上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列宁学说，其精髓突出体现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实践创新理论，修正错误，与时俱进。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他提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基于此，列宁从当时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俄国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样，列宁在实践中提出的通过政府计划发展商品经济、实现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的某种结合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通过“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等，无一不体现出列宁基于历史视野、实践经验的认识跃迁，从不同角度和多个方面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之后，斯大林时代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系列偏差。尽管斯大林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他的“特种商品生产论”、“商品外壳论”，即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特种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两种公有制经济形式之间，不适用于国营企业之间；商品的概念只适用于消费品，不适用于生产资料；价值规律只调节消费品流通、不适用于生产，调节生产的是有计划发展规律，人为设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历史限制，反映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的基本思想以及生产与流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政府与市场调节问题上的简单“二分法”。与此同时，斯大林建立起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方面虽然极大地强化了党和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地集中起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保证了苏联能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奠定起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一个原来小生产占优势、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工业生产一跃而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进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脱离了当时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从根本上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从而对原苏联、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不良影响。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仿效苏联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制订并实施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这在当时百废待兴、启动和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利于迅速、有效地动员和集中全国的经济资源及其一切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必然存在着市场和价格的调节作用。所以，毛泽东认识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客观存在，提出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他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千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那么，计划和市场、政府组织经济活动或计划调拨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如何把握呢?毛泽东在谈到农民养猪问题时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提出：“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像现在这样的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显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坚持的是政府计划的主导性，价值规律仅仅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工具；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客观地说，这一认识是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历史局限。
　　虽然毛泽东提出以苏为师，但却不止于师。与斯大林相比较，毛泽东结合我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商品生产的命运、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发展中政府集权与分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都有着不同于苏联传统理论和实践的新的认识体会和独到见解。首先，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关系出发，正确地认识到“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其次，毛泽东还修正了斯大林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的错误观点，批评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观点，表明了价值规律在市场领域和流通领域都发生作用的看法。再次，毛泽东对商品生产的性质也有着深邃的认识。他提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最关键的是，“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最后，毛泽东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有所思考。他指出：“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毛泽东作出的这一系列深刻地思考和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