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终结论”者面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欢呼雀跃，并认为终极社会已近在咫尺，“胜利的曙光”马上就会照亮大地。然而近20年来，“终结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危机日益深重。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取得了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模式”成为西方之外的典型范式。在中国，近年来社会主义宪政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宪政理论研究还是宪政实践，都说明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不仅不是历史的终结，反而被社会主义宪政所超越。学界探讨社会主义宪政者较多，却鲜有人把“终结论”与社会主义宪政相联系进行研究。本文拟在分析“终结论”所遭遇的挑战之基础上，探讨社会主义宪政对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超越及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一、“终结论”的提出
1989年，正值苏东发生剧变之时，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P1）。自由民主的理念无法再改善。［2］（P24）4年后，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重述了这一观点，并针对其他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福山［1］（P1）声称，之前人类社会的种种社会制度因为具有严重的缺陷而走向衰落，当前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不存在内在的根本性矛盾而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方向。福山的这一论断并非毫无根据，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发生了令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为之兴奋的事情，带有西方色彩的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胜利，如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从而使西方世界认为历史的终结已为期不远。［1］（P4）不仅福山持这样的观点，其他不少学者面对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提出“民主现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认为世界许多地区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靠拢是20世纪最重大的变迁，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它包围着东亚、俄罗斯、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从右的方面席卷了权威主义政权，从左的方面冲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3］
当然，福山们的某些观点是有道理的，如他认为“民主在各个地方和各种人中的成功意味着自由平等的原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种族偏见的结果，而是作为人的人性的发现”［1］（P58-59）。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专制政权对这些价值仍然嗤之以鼻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包括自诩为自由民主国度的各西方国家在内的多数政权，至少在形式上都把民主和自由的实现当做自己的核心价值目标。这就是说，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及其存在的制度架构——宪政、法治等，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向和世界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但同时还应看到，即便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民主和宪政在形式上却有着千姿百态的表现，关于自由的内涵也有着不同解释，因此实现民主与自由的途径也就会有所差别。而福山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之论实质上是延续了冷战思维模式，以资本主义民主否定其他民主制度与发展形式，“人权”这一最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概念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战的前哨。
二、“终结论”遭遇的挑战
福山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看法。由于一些欧美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于是一些人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论采取多么有特色的发展模式，最终都将走上西方的“民主”道路。不幸的是，关于“历史终结”的论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证明，西方的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模式在同非西方文明的交锋中也未能取得胜利。就“历史终结论”本身而言，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终结”的一种隐喻。当福山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彻底“战胜”共产主义的时候，法国学者德里达却给这个“好消息”划上了句号，他说这场所谓的“胜利”可能预示着一场灾难。盼望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获胜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类似“9?11”的灾难在等着他们，“获胜”所带来的灾祸并不比它带来的利益要少；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人，他的“幽灵”不是一个，还有其他“幽灵”们。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的终结”，其实只是某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终结，仅仅代表了特定的历史概念。他虽然在一个舞台上终结，却在另一个舞台上发挥影响。［2］（P11）相反，如果我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如果美国模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模式，整个世界成为美国文化的附庸，英语最终替代了其他语言，而各民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这不仅不能看做是民主自由的胜利，而恰恰是它的悲哀。［2］（P15）
正如我国学者周峰所说，“历史的终结”可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周峰认为，福山所推崇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即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面对新近发生的使全球为之震荡的经济危机，不免失语。随着这种带有所谓“普遍主义”特点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其结果不仅不是世界大同，反而将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价值世界的失序和颠倒，而对于“现代马克思”的呼声则越来越高。同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中国可谓独树一帜，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已引起众多西方学者的兴趣，并称其为“中国模式”。［4］“中国模式”的提出否定了西方模式的所谓普遍性，并且具有比“东亚模式”更强的说服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是一个拒绝“华盛顿共识”而又能成功融入全球市场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范式已被判定为“中国模式”。［4］这里的“华盛顿共识”代表了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可以说是西方模式的价值内核。“中国模式”的提出至少说明了现在做出“历史终结”的判断显然为时过早，西方模式未必就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西方模式所追求的价值也未必是人类的终极价值。　更进一步来说，民主宪政的价值不容置疑地取得了普遍的承认，但它仅仅是民主宪政本身获得了认可，而非西方模式所取得的“胜利”。民主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可以生长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也可以生长于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一种通行于全球、适合于每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将西方的制度模式塑造为“标杆”的做法只是一相情愿。(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