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报刊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工具性价值得到了确认，资产阶级在主观上认识到，用直接管理模式进行限制和压制新闻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弊端，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而且，资本
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报刊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工具性价值得到了确认，资产阶级在主观上认识到，用直接管理模式进行限制和压制新闻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弊端，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引发了整个社会报刊营运效率、城市化程度与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进而使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便士报、大众化报纸终于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与无限前景。
不管是中国盛行于唐、宋、元、明、清的邸报（又称邸抄、朝报、条报、杂报、状报、报状、阁抄、塘报等等，最后改名为京报），也不管是西方最早的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在公元前59年所创造的《每日纪闻》，还不管是近代美国政党报刊时期的《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报刊《中央日报》，都异曲同工地把办报主体框定在官家、政党、专家、文人等统治集团、精英阶层身上。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红火一时的便士报、大众化报纸也曾为“群众办报”的社会出场提供了可资仿效模板与历史彩排舞台，“但严格说来，便士报、大众化报纸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还有本质的不同，既没人民群众全体意义上的广泛参与，也没展现出为绝大多数群众服务的目的，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政权为维护自身生存所作出的策略性妥协与局部性调试。尽管一批有良知的西方媒体从业者，视新闻专业主义为自己毕生职业理念，试图达到制衡权势、扶弱济贫的目的，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羁绊，这一切努力难以抗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精英’办报志趣。”[22］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 “群众办报”生长的不竭源泉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3］82-83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成功以前，从来没有报纸由人民群众来办、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办报”的现象的出现。“群众办报”的实践条件也只有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占主导的社会形态下才可获得充分的物质保障。从办刊发展逻辑渊薮看，“群众办报”既是“精英”办报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必然选择，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然表征。
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他们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办工人农民培训班讲习所，结社集会、游行斗争乃至武装起义，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创办报刊这一条来推动革命目标的实现。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别于唯心史观的最关键标志与最耀眼徽章，因为后者始终信奉历史是由社会精英创造的，并据此推崇“报刊应该为精英服务，由精英来办”。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坚守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才点燃起了新闻传播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办报”的烛光。
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市的马克思，少年时代在具有进步自由思想、崇拜启蒙思想的犹太族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深通圣西门的学说慈父般的邻居冯•威斯特华伦等亲近之人的言传身教下，逐渐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劳动，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立时承认那些为公众效劳，为大多数人造福的人是伟大的、最幸福的人”。[24］1843年受聘主编《莱茵报》期间，马克思群众史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在为《莱茵报》撰写的相关文章中坚持认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5］179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他的人民群众创造精神财富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已经有意识地站在人民的立场、最弱势者的角度考虑社会权利分配、出版自由的权利问题。1844年9-11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联手撰写的《神圣家族》详细阐释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特别是群众史观的基本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针对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鲍威尔等人鼓吹“思想创造一切”，将“英雄”等同于主动的“精神”，把“群众”等同于消极的“物质”，从而将精神与物质、英雄与群众根本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英雄反对群众，精神反对物质的历史等等唯心主义英雄史观，首先，《神圣家族》针锋相对地提出“工人才创造一切”的观点：“‘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继而，它又阐发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思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5］104从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问世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起草，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完全走向成熟的时期。马克思在这两篇著述中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6］285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6］283此处，“绝大多数人的”是指占人口多数的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普通百姓群众；“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目的在于谋求普通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当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历经数十年于19世纪中叶成熟时，最早体现出“群众办报”景观的当属马克思的“人民报刊”理论设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世界观时，“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指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26］并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23］45被视作历史主人的人民群众怎样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当家作主者的角色呢？了解国家的国情、真相与弊端，知道自己的喜悦、成就与缺点、无疑是人民群众实现自我解放的基础条件，而这样条件的实现只有借助报刊这一中介（“纽带”、“镜子”、“纸币”、与“第三个因素”）才能获得。但是，权力机构控制的政府报刊总是以自己的意识说明社会，唯我独尊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报刊、人民报刊较之政府报刊、精英报刊最大历史进步意义在于它完全是人民群众自己观察自己、改造自己、提升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镜子”。“因为人民也有缺陷，需要推进自己对社会和对自身的认识。从报刊上，人民看到自己的误解、错觉、幼稚、粗浅和不慎，也能看到自己的成就和喜悦。”人民借助“人民报刊”，把自我的不同认识联系起来，能够看清自己前进的方向。[27］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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