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移动媒体圈子化、去中心化的公共话语表达空间及随时随地把事件拍照上传的传播速度，一个突发事件动辄就会发展成一个社会舆论事件。加之传统媒体对网络舆论的亦步亦趋，利用专业的团队和设备对重要事件进行深度挖掘和跟进报道就进一步加大了事件的社会影响力。于是，政府更加重视网络舆论的发酵，建立舆情观察室，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危机公关制度，这一系列举措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络事件的解决。前《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腐败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从在收集到充足证据的前提下实名举报到全社会网络反腐的声援，舆论持续发酵倒逼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最终腐败官员落马。即从公民政治参与到事件顺利解决的时间差在不断缩短，政治参与取得了直接而明显的效果，反过来也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三）网络公共领域的呈现特征更加突出
公共领域理论是由传播学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来的，指的是介于国家权力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一块区域。公民可以聚在其中讨论公共事务，形成公共意见和舆论。微博、微信、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出现恰恰就创造了相对自由的公共领域，打破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疏离，围绕在不同媒体周围形成不同的群聚效应，使新闻在移动网络空间的传播更具有针对性。由上海《东方早报》打造的手机客户端“澎湃新闻”就带有明显的公共领域的特征。澎湃创办的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提出，打造“专注时政与思想的互联网平台”。除了可以及时地浏览对时政新闻的报道和专业深度解读外，还有提问、跟踪、收藏和分享的功能。同时还把新闻报道分类为“中国政库”“打虎记”“认识风向”“舆论场”等专题，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关注点和兴趣，订阅不同的专题，在同一个话题下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三、移动舆论场域下公民
政治参与面临的挑战
麦克卢汉曾经指出，任何媒介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技术产生的，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能够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移动互联网媒体也是如此。虽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平台，相应地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公民政治参与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数字鸿沟导致网络参与不平等
传统的“知识沟”理论在以技术为主导的新媒体时代演变成“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进程中，不同人因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3]。数字鸿沟在移动舆论场域下普遍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导致接触移动新媒体的机会不平等，一线城市智能手机、pad都成了生活必需品，可以通过无线网络随时随地进行政治参与，三四线城市和偏远地区还停留在隔天阅读报纸和看电视获取新闻;已有的知识水平不同，进行网络参与的能力也不同，知识水平高的人利用移动新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明显高于水平低的人;不同政治参与主体选择性接触、接受和记忆的机制不同，同样是拥有智能手机，有的人用来获取新闻进行政治参与，但还有部分人是当作视频播放器和游戏机来使用，闲置了它的政治参与的功能。加之，各个圈子中不乏存在的怀着不同目的和动机的传播，大量碎片化信息及非主流的表达等，也容易将较为权威的新闻评论淹没于无聊的吐槽中，不利于重要信息的有效传达。这些都造成了数字鸿沟的加剧，也为有关部门对信息监管带来了难度。
（二）意见领袖晋升为“霸主”，导致非理性现象频发
移动舆论场域下的意见领袖来源比较复杂：有的是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将影响力转移到了移动网络舆论场，如一些知名媒体人、娱乐明星;有的借助爆料、炒作或者所谓独家新闻在网络空间异军突起，受到热捧，如“长春国贸”“舞美师”等微博大V，曾经红极一时的薛蛮子在现实社会因为触犯道德底线而被捕入狱，便是对其微博舆论领袖形象的一种反讽。这些微博或微信的舆论领袖的言论未经主流媒体的把关和现实的层层审查，往往造成网络谣言肆虐，更有甚者被网络推手所利用，雇佣水军制造影响力，炒作新闻事件，导致群体非理性现象频发。诸如影响非常恶劣的“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就是典型的网络推手，他们利用微博的影响力，匿名编造了关于“7·23动车天价赔偿案”当中铁道部搞中外差别，给外国人天价赔偿费等一系列谣言。在造谣的同时还利用一切手段传谣，通过公关公司在新浪微博上大量注册小号、水军顶贴、广而告之，使谣言“深入人心”，最终发酵成重大的舆论事件，严重损害了铁道部的公众形象。
（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带来监管难度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不通过现有的法律、政策或惯例规定和允许的渠道却试图对公共行政进行干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涉及“干群关系冲突、劳动关系冲突、企事业机构与社会的冲突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四个方面”[4]。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继续扩大和激化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甚至规模庞大的群体集会、游行示威的源头竟然出自网上一则迅速发酵的网络谣言。2014年初浙江茂名事件就是一个鲜活的教训，起因是茂名市民上街反对PX游行，结果一些网络谣言和境外媒体报道称市民的游行遭到警察攻击，造成15死300伤。这些假新闻一经报道，在全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各地游行示威活动不断。即网络的错综复杂性以及移动舆论场的巨大传播效力，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推波助澜，且所带来的次生隐患不断增加，也无形当中加大了有关部门舆论监督和监管的难度。

        四、移动舆论场域下公民 

　　政治参与的有效实施
移动舆论场域下公民政治参与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是移动互联网独特的公共话语空间和传播形态造成的。若构建民主、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就需要政府、传统媒体、政治参与主体三方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疏通网络政治参与渠道，使其日趋“常态化”
政务信息公开是公民民主政治参与的前提，很多非常态网络舆论的产生大多源于政务信息以及对突发事件处理的不公开、不透明。在移动舆论场下为对抗网络谣言，政务微博、微信越来越多地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形式，但政务微博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信息公开具有“选择性”，“微博问政”流于形式;开设动机多为自身形象塑造和完成上级部门领导的任务;微博开设的地域差距较大，南方省份开设互动意识更强等[5]。2014年4月新华网就曾在当年第一季度政务微博的榜单中，曝光了郑州物价局、北海旅游局等在突发事件中不作为和存在“休眠”状态的政务微博。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