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网络流行语到底是公共话语还是私人话语？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以回答。网络流行语在网络这个公共的平台上进行传播，同时又涉及一些公共生活的话题，如2010年网络流行语“我爸是李刚”，乃是出于一名官二代驾车撞人致其死亡后，面对公众的谴责，狂妄叫嚣：“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一时间，“我爸是李刚”成为网民疯传的网络语言，而关于某些官员腐败、滥用权力的问题一时间也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和讨论的社会热点问题。这种网络流行语乃是基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热门事件，表达了公众对某种社会现象的不满，具有公共性；与此同时，它又夹杂着网民的一种个人情感上的起哄和宣泄，因而又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这种矛盾体现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
　　公共空间的转向是由公共性的丧失开始的。现代社会正面临着公共性丧失的情境。公共领域思想的开拓者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价值和观点多元的空间，它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提供了舞台。公共领域由人的言语和行动所开创与塑造，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言语的形式。阿伦特对行动的强调也是对言语与公共领域关系的强调。”[6]“阿伦特曾经断言：近代意义上的私人性，就其最实质的功能──即保护个人的东西──而言，不是作为政治领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社会领域的对立面而被发现的，因此它与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最密切也最真实。正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人的独特性和私人性彻底地被剥夺了。”[7]
　　正如阿伦特所言，由于公共性的丧失，个人的独特性和私密性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被剥夺，人们只好转向网络这一新的公共空间进行自我表达，由此形成一个语言和观点的集体组合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泰勒认为：“社会公众已不再是需要面对面交谈而得以聚合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大众媒介所聚合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而公共领域也是一个可以重塑观念的‘社会想象’，它是公共媒体所提供的分散讨论的无形的公共空间，公众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等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里，这个公共领域不是真正的物理空间，而是由议题所串联而成的元论题性的公共空间。”[8]网络正是这样一种“元论题性”的公共空间，网络流行语频频指向人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嫁人就嫁灰太狼，做人就做懒洋洋”“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映照在社会重压下当代人内心的彷徨寂寞（“哥吃的不是面，而是寂寞”），正是公共领域界限模糊并被重新建构的一个实例，这似乎也正是阿伦特所说的“非中心化的社会”的一个现实表征。
　　4.媒体商业化和民主的合力作用。网络流行语的大众化传播分别体现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抗、消解。如2010年排名第一的流行语“给力”，出自日本动画片《西游记·旅程的终点》。片中唐僧师徒历经磨难到达西天，却发现那里只有一面写着“天竺”二字的小旗，孙悟空抱怨道：“这就是天竺吗？不给力啊！”由此，“给力”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后来，“给力”一词登上《人民日报》头版，《纽约时报》也发文介绍“给力”。此外，央视春晚、湖南卫视等电视媒体更是频频运用网络流行语。传统媒体对网络流行语的使用体现了其对网络媒体的迎合。而在过去，传统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往往是各种流行语的来源。这种倒置折射了消费社会里媒体商业化和民主的复杂关系。“在消费主义的攻势下，传媒受到资本的侵蚀而产生传媒消费主义，原属于公共领域的空间逐步让位于商业利益表达，传媒禁不住商业利益的诱惑而有价出让了原属于公共领域的空间。受众日渐丧失对公共性的感知能力以及共参与能力，传媒的公共性由此受到了瓦解”[9]。虽然网络语言的是个人表达空间日益扩大的表征，但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共话语权和表达诉求在传统媒体中未能充分表达的无奈现实。
　　5.传统媒体传播对象个体身份的缺失。从整体意义上讲，身份有个人、社会和跨群体性特性。个人的身份传播是个人身份、群体身份和跨群体身份三位一体的传播。在传播中，群体的某种本质划定“我”的存在，以区别于其他人。“我”是社会化的产物，“我”的个性受到群体某种程度的压抑，并自觉地接受一种教条，个体间的有效传播导致观念、态度、行为的更大同质，于是，某类传播在一段时间后变得相对稳定，由此形成了文化和社会结构，“我”悄然变成了“我们”。这正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舆论的暴政”。
　　以往在传统媒体的传播中，个人要发表见解十分困难，哪怕可以公开发表，其观点也会随从大多数人的看法和标准，特立独行在传统媒体的传播语境中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譬如，某位观众接受传统媒体的采访，虽然其所说的话都是出自一己之口，但在接受采访前，媒体会为他提供一些框架，他的发言实际上早已被框定在这些框架之内。此时，他已经不是他自己，而成了媒体打造的“我们”。而今，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失去自我身份的个体由于身份地位的提升和意识的觉醒，不再甘心臣服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而是尽情发表个人见解。网络流行语涉及政府官员的腐败、房价不合理、司法不公正、就业难等敏感话题，“我”不再沉默。网络流行语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这体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提升。
　　总之，网络流行语不是简单的网络语言现象，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有全方位深入认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语境，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把握与引导。
　　
　　注释：
　　[1][4][5]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2期。
　　[2][3][7]汪晖：《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据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710/26258.html。
　　[6][8]黄月琴：《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卷。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