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政策网络与科层、市场：平行发展还是替代选择。学者们普遍认为，无论是韦伯意义的“科层”还是屡屡创造奇迹的市场神话，本身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政策网络的出现是继科层和市场之后的最佳替代选择——是第三种道路。但同时有些学者也认为，虽然科层与市场的缺陷无法自身克服，但是其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也是无法消逝的，政策网络的出现只不过是恰好弥补了二者的缺陷。治理理论颇为赞成这种观点。罗兹认为，“治理作为自我组织的网络不同于市场与科层的治理结构，政府的重大挑战在于使网络能够并且寻找出合作的新形式。”[3] 4.政策网络层次定位：整合还是断裂。前述政策网络研究分为三个主要派别，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次著书立说系统阐释政策网络，但是，这三个层次是可以整合为一个整体还是三个层次之间是断裂的？如果是整合在一起的，是什么使三个层次的政策网络连接在一起，如果是断裂的，政策网络在哪一个层面上更具有解释力，微观、中观还是宏观？这三个层次之间会不会发生相互影响，在各自界定之下所共有的特征因子如何加以区分，会不会构成某种语义学上的混乱，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政策网络的认识呢？因此，三个层次有机整合也好，断裂分立也罢，总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结论。笔者认为，断裂式的研究会导致忽略整体网络的局面，毕竟网络是要强调纵横、微妙的联系的，而整合式的研究则可以从全局的角度审视网络，使细节式的研究得以更好地延伸。
　　5.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随机关系还是因果关系。目前学者对政策网络质疑的最主要的焦点就在于，政策网络之于政策后果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学者道丁指出，“传统对于政策网络的分类似乎难以超越单纯的描述，仅能作为描述政策结果的隐喻”。[4]学者拉布也指出，“在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的因果关系解释上存在薄弱之处”。[5]学者彼得森（J. Peterson）亦指出，“传统的政策网络途径所能做的，仅是对一政策过程当中所有的行动者间的连结情形做一静态的描述，但对于形成此种网络样态的原因，或是限制此种网络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单单以目前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似乎不足以解答这些问题”。[6]因此，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政策网络只不过是政策过程中一种非正式的、水平式的互动关系，政策的结果具有自发性，不具有某种必然性，没有任何一个主导者或引导者可以达到准确无误的有意图的结果。另外，政策制定的过程往往是动态的权力互动过程，而非如某些政策网络学者所认为的会形成稳定的网络关系，政策网络的分析中缺乏对权力的有效解释。
　　三、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现状分析
　　在经过了近30多年的研究之后，美欧学者对于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已经由萌生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观点繁杂、成果颇丰；最近几年，政策网络也逐渐被国人所认识，引介居多。但是从总体而言，中外学者之于政策网络的研究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1.总体研究呈现片段式，缺乏普遍认可的系统论述。政策网络研究从总体而言，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个案分析，美欧学者的研究都具有领先地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总体还处在引进阶段，尚未完全消化，更谈不上创新发展；欧美学者已经有十数本专著，而大陆学者还没有专著，只是在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书中有章节性的体现，台湾学者似乎比大陆学者先行一步，政策网络应用于具体政策领域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大陆学者成熟一些，[7] 但是其引介性内容也占有很大比例。
　　2.政策网络模式应用的范围尚未界定。对于美欧而言，无论是现有的理论还是个案分析都尚未具备普遍的解释力。成熟的理论应该具有普适性，而政策网络模式产生的背景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对于其引介固然是好事，但重要的是应该考虑其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价值。所以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如果采用完全的“拿来主义”，忽视其应用性，则极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 政策网络模式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还没有清晰而合理的解释。上述研究焦点展示了政策网络研究的现实图景，政策网络之中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等待人们去解决，诸如“政策网络的定义至今尚未获得共识，理论的定位也不清楚”。[8]笔者认为，关于政策网络的界定，不可能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因为工具和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况且工具的目的性太强，有时则会过分强调工具的应用性而忽略现实；关于政府的角色是放任或者主导的判断，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不仅取决于政治制度，也取决于公民素质、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关于政策网络与科层、市场的关系，不可能把政策网络看作是独立的体系，它不可能替代科层与市场，因为正是科层与市场的缺陷才使政策网络的生存成为可能，在丧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府治理的前提下，政策网络不具有任何意义；关于政策网络的层次定位，完全的整合和彻底的断裂都是两个极端，在整合的意义上谈其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是更有价值的；关于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下去具体考察，单一的案例或实证都不能对其做以肯定的结论。
　　四、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意义
　　关于政策网络，有的学者认为它开启了政策研究的新阶段。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具有如下现实意义：
　　1.有助于弥补政策研究方法的不足。目前公共政策研究主要以周期论或者阶段论研究方法为主导，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途径为主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角狭隘。因而，亟须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政策解释路径。重视行动者行为与结构的政策网络分析方法的引介与研究，可以弥补政策理论研究的不足。
　　2.有助于推进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本土化。现代意义上的政策科学本是舶来品，政策理论大多也是“拿来主义”，政策研究的跟进与政策研究的创新，必须根植于学习主体的自我消化；理论存在生命力与否必须考量其普适性与应用价值。因此，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在对政策网络模式引介的同时，需要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消化与吸收。
　　3.有助于比较美欧国家现实的政策背景。现实的公共政策研究大都将注意力放到对美欧学界最新成果的引介上，以使中国研究者争取到与其平等交流的学术话语权。但现实是，我们的学术话语权基本丧失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套用他们的理论解释自己的问题不精准、解释他们的问题又不精彩。对于政策网络模式的出现，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其诞生地的社会背景，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可能会出现“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风险。因此，需要清晰地研究美欧国家现实的社会与政策背景，如社会结构、权力划分、文化传统等等，这是以政策网络模式分析中国实际的应用前提。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