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6-0065-07
政治过程分析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与传统的静态政治制度分析不同，政治过程分析强调政治行动者围绕政治权力和政治决策进行一系列活动的动态过程。将政治过程分析这一方法引入生态环境领域，政治行动者通过政治权力和政治决策等对环境利益进行分配的一系列活动就是环境政治过程。由于生态环境本身的相互关联性，环境政治过程不仅具有一国的地方性知识特征，而且具有跨国乃至全球的相互关联性。环境政治过程主体不仅包括一国国内的各个环境利益主体，而且还囊括了其他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主体。因此，在研究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自身的特征，还要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政治过程场域之中。由于国内环境政治过程和国际环境政治过程都处于一定的国家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笔者试图将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引入环境政治过程分析之中，通过分析国家、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兼顾中国环境政治过程的本土特征与国际属性，进而从宏观上把握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一、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逐步完善，社会自身也在不断地发育和成长，二者之间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从历史上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洛克式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 〔1 〕35。洛克将国家视为手段，民众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组成国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民众天赋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利，因此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存在;黑格尔却将国家看作绝对的，认为国家决定着社会，国家在伦理上和道德上先天地优于社会，而社会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混乱和缺陷。黑格尔的国家高于社会理念赋予了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国家自身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综合两种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不难发现两者侧重点各异且易滑向“社会中心”的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中心”的极权主义。两种理念所代表的两种极致趋向——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均难以独立持久存在，但两种理念并非毫无意义，二者可以作为各种追求“第三条道路”必须借鉴和参考的两项维度。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不同的国家因为各自不同的国情（例如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不同而导致各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且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随着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政治文化的嬗变等也会产生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关注某一时期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变化，对于一定时期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运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由于生态问题与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命题在本质上的差异性，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对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围绕着生态环境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活动进行有效解释，必须建构新的理论模型来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更好的解释，这一新的国家-社会-生态关系模型在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基础上，将生态环境这一变量纳入理论研究的视角，在国家-社会-生态互动的基础上才能完整地解释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在国家-社会-生态关系理论中，国家、社会和生态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生态建设需要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支持，生态建设与一定的国家社会关系紧密相关，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同样离不开生态建设的作用。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是生态建设顺利开展的现实保证。生态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但并不能排除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因为生态建设是人类在进行建设，作为主体的人类不能外在于一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外在于城邦的非神即兽。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人类的生产生活给自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自然在一定时期内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如何避免人类活动突破这一承载临界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地监督国家和社会的各自活动，使得国家与社会建设带来的环境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减轻生态建设面临的巨大压力。此外，自然生态本身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源，要保持大量人力资源的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必不可少。 另一方面，生态建设是国家与社会建设的基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人类自身的建设，围绕着怎样实现更好的公共生活，人类探索各种政治生活模式，丰富和完善着国家建设;围绕着如何引导社会的良善自治，社会建设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都是人类自我建设、自我管理的重要内容，都带有明显的自我建构的烙印，而这种自我建构并不能存在于空想之中，必然建构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基础上。生态建设就是在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尤其是修正那些损害自然的人类活动，引导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影响中国生态建设的重要变量，对这一关系模式进行解释的理论学说多样，其中以全能主义、新权威主义和总体性社会三者为典型代表。邹谠的全能主义仅仅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 〔2 〕3。全能主义形成的逻辑在于以革命动员克服社会危机，它并不像极权主义一样干预所有领域，在某些领域例如特别授权的单位、组织、个人的独立自主权不加以干涉。新权威主义可以表述为：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以强有力的执政党和领导人权威推动市场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获得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市场经济得以充分发展后再发展民主，从而实现政治转型。归纳起来，就是政治强控、经济放开、经济优先、民主缓行 〔3 〕。总体性社会是指“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结构较为僵硬、凝滞” 〔4 〕。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下，从三种理论模式的分析之中，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整体上来说，国家的控制范围和力度有所缩小和减弱，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场域下，国家的力量比较强大，社会的力量相对来说处于弱势且分布不均衡，所起的作用较小。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