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延伸思考：健康价值失落
　　的法律技术原因
　　
　　(一)环境标准体系中的健康价值导向不明确
　　受制于“饮鸩止渴”式的发展理念，我国环境标准过分迁就经济增长的冲动。“环境标准应与国家的技术水平、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原则的经济技术刚性约束十分普遍，环境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工作对经济指标冲击环境与健康价值的压力躲闪、退让，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人体健康的价值灵魂始终未能主导环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进程。由此进而使得环境标准的内在规范构造与外在实施工具的关联性不足，协调性差，无法发挥体系的合力。
　　以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例：其标准分类、分级设置的经济效益诉求非常明显。目的在于满足相关植物的正常生长需要，而非人体健康。正因为该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农田土壤的健康保障需要，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才出台了《食用农产品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该标准以食用农产品产地为规范对象，直接服务于人体健康目标，因此各项指标要求明显高于1995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这是一部能够更好地服务人体健康保障需要的环境质量标准。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标准“自废武功”。根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以保障人体健康为目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但是在《食用农产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前言中明确宣布“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在没有更合适理由为此现象作出原因解释的情形下，推断这是健康利益让位于经济发展需要并不过分。
　　(二)不同介质环境标准设计“自我封闭”。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和环境要素的相关性
　　环境的整体性说明环境污染因子在不同媒介间的迁移性。以土壤污染为例，其污染物主要来自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的转移，具有典型的被动承受性，同时，由于土壤对重金属污染的自净能力有限，所以当污染物进入土壤环境后，很难通过自然过程从土壤环境中稀释或消失。目前的物理方法、化学方法以及生物方法对于土壤污染的治理效果都十分有限，因而其危害影响不容易恢复。可见，土壤环境质量的维护更多地需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固体废弃物排放标准的配合。然而中国现行的大气与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环境质量维护目标，基本上只限于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本身，很少作为实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配套工具加以运用。例如，按照国家大气污染物综合性标准与行业性标准不交叉执行的原则，A县锌冶炼厂的废气有组织排放应适用《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然而该标准的制定依据只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没有考虑《土壤环境质量》的需求。
　　(三)健康风险敏感区域的环境标准空白
　　目前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通行做法是采用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对此标准采用的妥当性，笔者实在不敢认同。因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明确规定了其适用范围限于一般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地的土壤，并在述评解释时将土壤定义为地球表面能够生长绿色植物的疏松层。操场、教室等非植被生长的土壤不能适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田土壤的铅污染评估主要考虑的是通过农作物吸收后的间接暴露途径，而教室与操场的尘土铅污染则是通过儿童口、手等直接暴露途径。农田土壤考虑的是一般人群，而小学教室与操场尘地铅污染的受害人群是儿童这一铅污染健康暴露敏感群体。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儿童等敏感人群生活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
　　(四)环境标准运行的配套机制缺陷
　　环境标准是依法制定和实施的技术性规范，其对保障人体健康的价值实现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提供实体和程序上的支持。目前由于配套法律制度供给的不足，使得环境标准制定与实施缺乏必要的规范和保障的现象并不鲜见。以样本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估为例，由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进程的滞后，使得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完善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此类法律依据不足还表现在作为环境标准的实施工具——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和监管上。虽然排污许可证在我国已经推行多年，但却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提供约束和保障。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导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排放总量没有严格与环境标准对接，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核发随意性较大，甚至沦为交费一发证的政策寻租工具。根本不能发挥有效控制环境污染风险的作用。此外，目前的环境监测制度也不能为环境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例如，尽管《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的有组织排放既设置了烟尘浓度限度，也设置了有害污染物排放限值，但环境执法部门的监测通常只限于烟尘浓度。无论是在线监测，还是定期监测都没有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的监测。
　　
　　四、接近正义：环境标准健康价值
　　的实现路径
　　
　　“总的说来，正义问题是在某些东西相对需要而供应不足或被意识到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出现。”正义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利益限制和牺牲的分摊问题。环境正义亦是如此。“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当环境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物质与健康需求时，人类围绕环境的利益冲突将由此开始。要避免“公地悲剧”的上演，公平地对环境利益进行限制和分配，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横亘在现代人类实践理性面前的一道正义难题。作为环境法治的重要技术工具，环境标准提供了接近正义的梯子，但梯子与正义之间关联的耦合机制并非自动生成，它依赖于人的智慧创造。
　　环境标准通过推动人类活动目的性与自然环境规律性的统一，引导人类行为自觉地同自然客观规律保持协调。这种协调既是保持人类可持续地同环境系统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经济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捍卫人类生命、健康等自身价值的重要保证。它首先需要衡平健康利益、经济利益、生态环境利益，针对不同的环境特征及其承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设置允许特征污染物存在的最大剂量，从而确定环境容量在不同利益需要间的分配，并通过这种数值设置来识别环境违法行为，启动救济程序。可以说，环境标准对正义的接近，兼有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功能。在分配正义层面，环境标准体系厘清了环境容量的产权边界，勾勒出了人们对环境客体的利用限度和他人对该利用环境客体的容忍限度，使经济利益、健康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各安其所、和谐互动；在矫正正义层面，环境标准通过为已经造成利益侵害的环境利用行为提供科学技术判定工具，为环境执法和民事权利救济行为提供依据，达到阻遏侵害进一步扩大，制止和制裁侵害行为，使失衡的利益关系回归平衡状态的矫正效果。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