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Matlab空间计量工具箱对公式（4）的系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ML），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选择SLM模型还是SEM模型的判别准则（Anselin et al.，2004），空间误差模型（SEM）更加适合。经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估计。因此下面主要根据SEM固定模型的估计系数进行分析。
　　模型（1）和模型（2）空间相关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各省域的环境法律规制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以环境立法效率为例，一个地区的环境立法效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周边地区的环境立法效率就可提高0.323个单位。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开放程度对当地的环境立法效率有负向影响，且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而对环境执法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本文的预期正好相反。可能的原因是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之间并非孤立存在，完善的环境立法往往有利于提高环境执法的效率，我国各地方政府一开始往往通过相对于产业转出地更低的环境立法规制来吸引产业转入，如安徽的“郎溪现象”，之后无法承受环境污染再逐渐提高环境执法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立法效率与执法效率均产生了负向作用，说明我国各地区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居民受教育水平对环境立法效率和执法效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本文的预期符合，政府污染投资同样对环境立法效率和执法效率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可见政府行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从立法和执法两个维度测度了2006-2010年我国31个省域环境法律的规制效率，对各区域的环境立法效率和执法效率进行了直观分析，继而通过Moran I指数对我国环境法律规制效率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各省域环境法律规制效率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向，结果显示：
　　第一，2006-2010年，我国的环境立法效率普遍高于环境执法效率，环境执法现状较为堪忧。
　　第二，我国的环境立法效率和执法效率均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发展特征，具体表现为全域上的分化和局域上的集聚，其中环境立法效率的全域分化特征要明显强于环境执法效率，呈现东、中、西递减的态势。
　　第三，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环境立法效率与执法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有所减弱，各地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有逐渐降低环境法律规制效率的趋势。
　　第四，经济开放程度对环境立法效率有负向作用，而对环境执法效率有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对二者均表现为负向效应，此外，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政府污染治理均能有效促进环境立法效率和执法效率的提高。
　　上述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应逐渐加强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效率，如建立环境执法部门的垂直管理体制并且增加环境指标在地方官员考核指标中的权重；应促进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正向空间关联效应，如建立地区之间环境规制机构的交流渠道，促进地区间环境规制的均衡发展；应由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重塑“自上而下”的新型发展观念，杜绝以环境破坏和资源损耗为代价的GDP增长，建立相应的监督与惩罚机制；此外，应着重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加强环境宣传和环境教育，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激励，加强政府在环境规制中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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