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我们时常看到就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犯罪事实，不同侦查机关认定的罪名却大不相同，即使定罪相同，且其中的犯罪事实、情节、金额等相同或基本相同，但同罪不同刑也非常普遍。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对于定罪，我国虽已有相对完善的刑事立法，但因法律概念模糊及其司法解释不能穷尽一切犯罪事实等原因，常导致定罪产生争议。而对于量刑，因法律给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空间非常大，再加上量刑方法存在不统一等因素，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罪不同刑、量刑失衡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这种现象出现的越多，普通百姓就越会对司法公平正义提出怀疑。
　　一、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表现及危害
　　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不但表现为相同犯罪事实的不同犯罪嫌疑人定罪不同与相同犯罪事实的不同犯罪嫌疑人量刑不同两种情况，有时，这种不统一更突出表现在案情类似，包括犯罪的情节、犯罪金额、犯罪手段等方面都相类似的情况下，定罪量刑却出现极大的差异。
　　（一）定罪方面
　　[案例一]胡某驾驶改装过的跑车以近10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杭州繁华街头与朋友飙车，将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谭某撞死（撞飞5米高30多米远），公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对胡某进行拘留。而同样是一种飙车行为，在四川成都的蒋某醉酒后驾驶一辆无牌照“悍马”在成都二环路上高速行驶制造了一起连环撞车事故，造成一死五伤，但成都当地检察机关是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蒋某。两起飙车案在案情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定罪却完全不同。杭州飙车案中公安机关是以交通肇事罪对胡某立案侦查，但从案情来看，如果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似乎更为合理，因为闹市飙车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行为本身也对行人人身及财产安全、城市交通够成了极大的危险。胡某定交通肇事罪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蒋某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见定罪不同会导致两人命运的完全不同。
　　（二）量刑方面
　　[案例二]陈大伟在醉酒的情况下窜至自家三楼租房户维吾尔族妇女XXX的房间，将其面纱撕开，上衣扣子扯掉，推倒在床上，强行对其进行搂抱、亲吻、抚摸。该案经过开庭审理，最后由镇平县法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作出对陈大伟四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的判决。在定罪方面，这个案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陈大伟的行为确系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该案的焦点是在量刑方面，因为在此之前的李光要趁本村女青年李某某（聋哑人）一人在家之机，窜到李家，强行对该女进行搂抱、抚摸，由于该女极力反抗，后李光要逃离现场，与陈大伟命运不同，李光要最后以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这两个案件从案件性质、情节上看都差不多，也许涉嫌犯罪的细节有些差别，但在量刑上差别是不会太大的，而且陈大伟并没有法定的从重情节。为什么法律作出的判决会相差如此之大，从陈大伟案激发出来的民意看，大家矛头所指，并非是事实和证据，而是法律本身。这就是我们司法机关在量刑方面出现了不统一。
　　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重相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不得定罪处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则要求我们在适用刑法过程中，做到“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定罪量刑标准的不统一与上述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的司法理念是相违背的。准确的定罪量刑体现法律对某一犯罪行为的否定程度，能使罪犯真正感受到应得的惩罚，内心认服，自觉改造，而过轻或者过重的刑罚都不利于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发挥不了法律震慑犯罪的作用。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常出现同罪不同刑、量刑失衡等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现象，我们的法律权威将受到挑战，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会降低，更谈不上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司法目标。
　　二、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原因
　　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定罪混乱、量刑失衡等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不和谐的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立法上的因素，也有司法上的原因；既有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地域、体制与制度等客观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刑事立法的不完善对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产生了影响
　　刑事法律的不健全或滞后，使一些新出现的犯罪行为在认定与否上产生了争议，比如新型贿赂形式中对收受干股的认定；刑法还出现定罪数额规定不统一、量刑档次交叉的现象，比如盗窃、抢劫罪立案数额的起点在沿海与西部地区就差别很大；另外是刑法总则与分则上的模糊用语很多，比如总则规定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悔罪表现、不会发生社会危险”的可以适用缓刑，这些设定的条件都不易操作，再加上我国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又非常大，这样就使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二）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尺度不统一导致定罪量刑出现差异
　　司法是否公正，对老百姓来讲，最直接、最感官的表现体现在打击犯罪尺度是否统一上。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不平等造成定罪的量刑不同在财产型犯罪中很普遍，如在贿赂犯罪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为了更好地查处犯罪而对主动交待犯罪事实的行贿人常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做减轻了案件查办的压力，但同时也有纵容行贿之嫌，而行贿又是产生贿赂犯罪的源头，且多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一律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处罚则不利于从根本上惩铲除腐败。杭州飙车案与成都飙车案等案件产生的定罪差异，广州许霆案和昆明何鹏案等案件出现的量刑标准不统一，只不过是我们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冰山一角，只是它们被媒体揭露出来了，我们才了解其中定罪量刑标准存在的问题，对于更多没被揭露出来的我们无从知晓。

     （三）办案中的利益驱动及行政干涉司法导致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
　　有时，外在的因素也会对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地方的法院为实现创收而把缴纳罚金作为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交换条件；犯罪嫌疑人如多缴纳罚金或非法所得就可以减轻、从轻或者免予处罚；检察机关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会出现追究一部分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另一部分与之有相同犯罪情节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这就往往产生了定罪与否及量刑失衡的争议。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司法机关在查办和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的干涉。这种干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很多，有的表现为官员个人干涉司法，而有的则表现为地方保护等“政府行为”的干涉，而后一种情况更为可怕。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