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地分析中，我们想确定，资源的有效输入是否会改变流动儿童家庭互动的现状。为此，我们比较了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家庭与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家庭。数据证实，在公立学校读书的流动儿童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更高
在进一步地分析中，我们想确定，资源的有效输入是否会改变流动儿童家庭互动的现状。为此，我们比较了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家庭与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家庭。数据证实，在公立学校读书的流动儿童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更高一些，平常与孩子的互动更多，经常抽空和孩子聊天、陪孩子出去游玩、给孩子买课外书、听取孩子意见、支持孩子兴趣爱好的比例都比民工子弟学校家长的比例要高，从不辅导孩子功课的比例则少得多，说明家庭不断地受到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系统的影响，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输入，家庭是愿意也会发生改变的。
（2）生活压力的代际转移。移民是人们所经历的事件中最有压力的事件。流动家庭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传递给孩子。在工作场所中受到的挫折和歧视会在家庭内部和外部引发攻击性或敌对的态度和行为（注：［美］贝蒂•卡特等：《成长中的家庭——家庭治疗师眼中的个人、家庭与社会》，高隽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在我们的调查中证实了这一观点，有61.3%的父母表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孩子发火；而有37.8%的父母表示心情不好时会打孩子。父亲和母亲表现不同，有5.7%和43.3%的母亲经常/有时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孩子，而这两个比例在父亲这里则是1.3%和35.0%，相比较而言，母亲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情绪迁移或者发泄到孩子的身上。
（3）文化习得差异导致的代际间冲突。在调查中有67.7%的流动儿童家长认为来到上海后，大城市的生活习惯与家乡相比有很大的差别，能够完全适应的只有19.8%，还有13.6%的人表示他们更喜欢家乡的生活习惯；虽然有62.5%的人赞同上海人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但在实际生活中，有59.5%的人在上海的朋友大部分仍是外地打工者，还有6.1%的人表示在上海没什么朋友；更有64.5%的父母感到自己在城市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显然，作为流动儿童的父母同样存在适应上的困难，与前文孩子们的数据相比，他们的适应状况还不如孩子。居住地的迁移不仅带来家庭地理位置的变化，更多的一种文化上的适应。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故土的价值观、信念系统与城市的价值观、信念系统公然对立的时候，文化同化上的冲突就会上演。流动儿童通常学习新语言及吸收新文化的速度比父母更快，因为他们还处于内在文化体系形成较不稳固的年龄阶段。在迁入地，孩子们能经常在学校接触到老师和同龄人，而父母由于原有的文化体系已经相对稳固，他们不容易接纳新的文化，人际圈的范围也会有意识地局限在原生地的朋友之间，固守自己旧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这种文化习得速度的差异会造成代际间的文化冲突。当我们问到孩子“爸爸妈妈会帮助你适应新的生活习惯吗？” 54.7%的孩子给了否定的回答。
父母在日常生活状态下非自觉地完成“示范”，儿童也是在日常生活状态下非自觉地“效仿”，人类子代就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完成了生存方式中最基本部分的塑造。在流动儿童家庭中，父母教育能力的不足、压力的无法舒缓以及代际间文化习得的差异导致家庭无法提供流动儿童成长所必需的资源，给流动儿童的适应带来不利影响，虽然有些问题无法避免，但增加资源供给，如提高父母的教育能力、舒缓家庭的压力、增加情绪管理和代际沟通的技巧等无疑会帮助流动儿童减少这种适应困难。
4.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及情绪体验
正如安德森和卡特指出的那样，任何问题除了与环境相关之外，都和一个人自身的感觉有关（注：Anderson & Carter,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 Social System Approach,New Nork:Aldine,1990.），因为它是影响人与环境持续互动的要素之一。正是上述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流动儿童形成了独特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又成为一种要素，反过来影响了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
从表4与5的比较可以看出，流动儿童自我认知的清晰度要远低于本地儿童，选择“说不清”的比例较高，但在具体选项上两者间又有差异，本地儿童在 “叛逆”和“缺乏主见”上比例远高于流动儿童，而流动儿童在“笨拙”和“自卑”上的比例要远高于本地儿童。
再进一步的分析，流动儿童男女生在自我认知上没有体现出性别上的差异。而除了在是否有主见上和年级差异无关外，其他五个维度都和年级有关（本地儿童的调查，没有显现出其自我认知与年级有很明显的相关）。流动儿童三年级的学生自我认知最为模糊；四年级学生自我认知的清晰度在增加，但认为自己笨拙的比例也在增加；五年级学生与四年级相比，自我认知的清晰度进一步增加，但认为自己笨拙的比例依然在上升，达到近80%，同时，在这一时期认为自己有理想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达到了83%；但到了六年级，流动儿童自我认识的模糊程度重又全面上升，经历一番寻觅，理想的光芒似乎重又黯淡，相反，叛逆感却在明显增加。
为了比较全面地评估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利克特量表，从情绪方面再次测得流动儿童的自我意识。通过测量显示28.9%的流动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19.2%的流动儿童经常感觉悲伤，22.5%的流动儿童认为“我给家里带来了麻烦”，22.3%的流动儿童易于泄气，36.8%的流动儿童常常感到担忧。与本地儿童比较，调查显示只有8.5%的本地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经常感觉悲伤、易于泄气、常常感到担忧的比例分别是12.8%、9.4%、19.7%，明显低于流动儿童。经过相关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很难交朋友、和同学合不来与其“经常感到悲伤”或“易于泄气”的情绪体验相关，尤其“我和同学合不来”与情绪体验的相关系数最高，明显高于认为“我给家里添麻烦”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而“在学校里我表现不好”却与这些消极情绪体验没有相关。这一结论显示了流动儿童在学校与同学互动是影响其情绪体验的最重要因素，同伴支持成为流动儿童首要的适应资源。
结 论
人类是不断成长、变化、与环境进行持续互动的主体，环境的变化会给人们带来正常的压力与需求，人类拥有潜能帮助他们自动地调适以寻求与环境的平衡，但人类的天赋与环境资源供给的相互作用才是增进人类适应的最终因素。在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流动儿童的成长历程因家庭的流动而发生了改变，他们面临新环境的压力，有许多适应性需求，而环境资源供给的不足，使得流动儿童产生了适应性困难，这些困难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自我发展。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经历不同的生命历程，而不同的生命历程影响了他们不同的自我发展。这种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了儿童对自身的看法、情绪体验以及他们如何在同辈群体前评价自己。这些差异是不应忽视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将不可能认识儿童真实的需求，也就无法针对儿童的需求提供有效的资源供给。因此，我们应认识到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在生命历程及自我发展上的差异，了解流动儿童对环境的变化和压力的反应，确认他们的需求，从环境层面加以干预。社会政策的制定以及相应的社会服务的提供应针对流动儿童在与家庭、学校及城市社区互动中出现的资源缺失，尽可能增加有针对性的资源供给，帮助流动儿童发展出更为有效地适应压力的社会技能，并在与环境互动中形成自主感和愉悦感。 (责任编辑：南欧)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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