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服装领域是我国贸易摩擦和争端的多发领域。2005年1月，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技术标准、反倾销、社会标准等新型非关税贸易壁垒更多的被用来作为限制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的手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这种趋势。如美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每两周发布一次中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口统计报告，对中国相关产品进口数量实施监测，并在进口限额到期后对我国输美纺织服装进行密切监控。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监控手段，制定各种环保法律法规， 强化环境安全，以起到限制国外服装进口的目的。如检查服装面料的pH值、耐汗色牢度、耐摩擦色牢度等。
　　配额取消后，发达国家进口国频频引用保障措施和反倾销等对措施限制国内服装出口。浙江服装产业尽管发展较快，但仍未摆脱数量型增长的模式，服装产业增长的质量有待提高，浙江服装企业在国外易遭受倾销指控和反倾销制裁。美国和欧盟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判定使得反倾销取证更不利于我国，“替代国价格”使我国服装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这种不利局面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现阶段，浙江服装产业的国内竞争力尽管仍较强，但其国内竞争优势正遇到空前的挑战。受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浙江服装产业的生产成本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而对浙江服装需求却面临着进一步减少的可能。国际方面，由于浙江服装产业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需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主要出口目标市场消费需求普遍下降，服装需求普遍下降，居民的衣着类消费支出呈现负增长。国内方面，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对必需品和中低档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较快，但中高档服装产品的需求受到严重打击。国际、国内需求变化要求浙江服装产业快速升级转型，从粗放型以规模为主的扩张方式向集约型以效率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加速、国内大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新工业的发展，实现产能格局优化和产业资源优化的目标，重新确立服装产业的新格局。
　　
　　挑战化为动力
　　
　　为了稳定并提升浙江服装产业的国内竞争力，首先应该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原有行业协会往往行政色彩浓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干预过多，行业协会应转变职能，将工作重点转到提高协会的内生凝聚力和引导政府资金用于集群内企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上来，打破群内企业创新博弈的“囚徒困境”，尽可能发挥创新的外溢效应，促进群内企业的共同发展。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主要可以关注两个方面，其一是可以更有效的应对可能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二是有助于营造支持国内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
　　服装产业是一个时尚的产业，服装是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体，设计环节对服装产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浙江服装产业虽然已经具备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但设计能力仍有待提高。设计师是一种拥有专门技能的高级人才，它依赖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可以通过资助服装设计大赛的办法，帮助企业发掘设计人才，培育一批既有国际视野又深谙中国文化的设计师，将中华文明的传统元素和时尚元素结合起来，增加时装和自有品牌服装的出口，这有助于提高浙江服装产品的档次和价格。
　　服装业是纺织业的最下游产业，也是纺织业中加工层次最多的产业，服装产业国内竞争力的构建需要与资源禀赋结构的动态演进相匹配。服装企业的总成本可以大致区分为硬成本和软成本两类，前者包括劳动力成本、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等，后者包括谈判、签约及合约履行的成本等，服装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决定了劳动力成本高低对总成本的大小具有决定性意义。浙江较早实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软成本较低，而劳动力成本等硬成本逐年上升，内陆地区正好相反。为此，浙江服装企业可以考虑将生产基地向内陆地区转移，以节省硬成本，化解总成本上升的压力。可以考虑将中低档服装的生产转移到中西部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于高档服装产品，可以考虑将该类产品的研发、设计中心等留在浙江。
　　除了以上措施外，政府部门要继续调整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布局与结构，完善产业链和价值连结构；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引导服装业的关联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上游产业和中间产业的开发与生产。企业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生产规模和产品结构，优化市场与企业资源，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化自身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利用“学习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完善研发结构，增强研发能力，发挥产品差异性能的效用；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战略和经营战略：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发挥“品牌”效应，拓宽销售渠道和目标市场。纺织服装行业、企业除了学习研究如何有效应对贸易摩擦的方法外，还应该从自身做起，走外贸转型之路，走自主品牌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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