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脉冲响应函数的估计，方差分解方法将VECM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以预测误差方差表示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几个组成部分，由此揭示各系统变量对彼此波动的相对影响贡献率，结果可如图2所示。VECM系统中变量的排列顺序对于方差分解结果会产生影响，图2对应的变量顺序为GDPT／GDPM／EX／IM／TDIC。对于其它排列顺序，GDPT和GDPM的方差分解结果较为稳定，TDIC的方差分解结果则表现出上下约10％幅度的变动。
　　由图2(a)可见对GDPT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2期以后即趋于稳定，GDPT预测误差方差中86.9％都由其自身决定，有6.1％则源于EX的冲击，GDPM和IM冲击的贡献率都为3.5％，TDIC冲击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图2(h)表明对GDPM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5期以后趋于稳定，GDPM变动中38.8％由其自身决定，GDPT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方差贡献率甚至达到41.7％，其次是IM冲击的贡献率为12.2％，EX和TDIC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4.3％和3.1％：图2(c)表明对TD[C的方差分解结果在第6期以后趋于稳定，投资变动中约57.2％由其自身决定，GDPT和GDPM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9.5％和27％，EX和IM冲击的贡献率分别为3.4％和2.9％。另外，虽然两岸进出口额EX和lM在样本内估计中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外生性，但样本外推的方差分解结果仍表明受到其它变量的影响，GDPT对EX和IM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比例都达到13.5％上下，GDPM对lM方差的解释比例也达到8％(图略)。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VECM框架研究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为考察两岸经济依仔性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度量方法。由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的结论，与传统观点也不尽相同。本文首先验证了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总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投资与贸易已成为推动两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两岸经济增长间的协动路径已经初现端倪，昭示未来合作共赢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台湾经济增长并不受大陆经济波动的干扰，反而对大陆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显示台湾经济受世界经济景气冲击而形成的波动会提前于大陆，台湾对自大陆进口商品贸易的限制以及对陆资人岛的禁止，则单向隔绝了大陆经济波动的影响；台湾经济增长与大陆经济及两岸贸易增长之间存在短期背离趋势，并且两岸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都具有递减倾向；大陆经济增长对台商投资显现即时的吸引力，但短期内台商投资并未产生如同长期内的对大陆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而两岸进出口贸易额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都表现出一定的系统外生性特征，可能受经济系统之外因素(如两岸间接贸易格局、不对称贸易政策、汇率等)的影响更甚。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两岸“三通”新形势下的经贸关系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政策设计不无启示。首先，两岸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不仅体现在两岸之间货物与资金流通的规模，更在于两岸经济体产业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协同提升与互利双赢格局的形成、以及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显现。为此，在看待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时，应该由传统上对“量”的关注转向对“质”的审视，由单一层面的、即时性的分析转向全方位的、动态性的考察。
　　其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国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反弹的情况下，两岸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之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效率的边际递减，迫切需要推动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当前则应以进一步挖掘两岸产业比较优势、降低经贸交流成本和提升贸易结构作为两岸贸易政策的着力点，提升大陆台资制造业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推动两岸出口加工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价值高的环节转移。
　　再次，在吸引台商投资方面，不应以单纯追求投资额度的提高作为政策目标。如果台资企业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产业环境，则无法发挥其管理与技术方面的外溢效应；随着大陆(沿海地区)在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台资企业也易于产生大规模迁移。因此，在吸引台商投资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台资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也应关注其采购、研发、经营和销售当地化的可能性，切实推动台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充分融合，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起到必要的促进作用。
　　最后，鉴于两岸经济周期已经显现协动特征，可以考虑建立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同预警系统，进而将构建两岸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机制作为两岸经济制度性一体化设计的前期重要内容；通过在对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双边协调，共同应对外部经济冲击、抵御负面影响，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并为远期向“两岸共同市场”、货币一体化的迈进积累可行的合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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