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运营
　　明清时期的鲁商与晋商，大多是平民出身，其资本来源靠长期积累，但是当生意做到一定程度，获得充足的利润时，其利润又流向了土地。
　　1. 资本来源靠长期积累。明清时期的山东商人与山西商人大多出身贫民、手工业者，都经历了一个艰苦创业的过程。他们从小买卖做起，从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开始，吃苦耐劳、艰难创业，资本一点点积累，直至开展大的买卖。清初，山东黄县人单文利和单文兴兄弟两人是制作绣花丝线的手工业者兼贩运商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前后，他们由山东来到沈阳，租下几间房子，创立了“天合利”作坊。刚开始规模很小，每天也就产20多斤的丝绒线，因为当地对丝线需求量颇大，获利丰富，生意很快就发展起来，他们买地建房，扩大面门，除在沈阳开设总店外，还在吉林、法库、铁岭、辽阳、营口等地开设分号20余处。晋商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乔贵发，十多岁走“西口”，由于无本钱，跟一位姓秦的徐沟人，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后来又经营银炉，打造妇女头上戴的头饰，两个人同心协力，省吃俭用，苦心钻研经营，加之诚恳的待人接物，生意日见起色，最后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乔氏企业集团。
　　2. 资本利润流向土地。在封建社会，商人普遍存在“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经营理念。他们将获得的商业利润很大一部分投资在土地上。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重本抑末”的影响，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获利后首选就是投资土地，因此，积极投资土地是两大商帮资本流向的共同点。山东商人刘滋世经商“二十余年，田连阡陌，家垒数万金”。山西商人也对购置土地情有独钟，商人李因笃经商致富后广购土地，成为当地一个拥有良田八九百亩的大地主。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之所以把大部分商业利润投资于土地，主要是因为投资土地的风险小于投资其他产业，并且中国封建社会保证了地权的自由买卖。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投资土地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二、鲁商与晋商经营侧重点与精神观念的相异之处
　　（一）经营的侧重点
　　明清时期的鲁商经营观念比较保守，而晋商则不然。这种观念的不同使鲁商与晋商在经营区域与经营产品上存在差异：
　　1. 经营地区的差异。明清时期的商帮活动范围很广，远远超出了地方的小市场，进入区域市场以至全国性的市场。山东商人“东北到辽沈、吉林、黑龙江乃至俄罗斯，西北到张家口、包头，华北到天津、京都，河南的郑州、开封，南至长江中下游的汉口、芜湖、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此外也沿海路到达闽、广以及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但山东商人很少在外省农村活动”[3]。山西商人走得最远，他们“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南、东西北三口，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他们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小城市，乃至包括一些省份的农村。如蒲州商人王观“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历金城，已而转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城”。到清代，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对蒙贸易和西北、东北市场，而且插足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中国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
　　2. 经营产品的差异。明清时期中国地域宽广，各地特产不同，这为各地区的商人进行区域贸易提供了条件。山东和山西商人经营的产品也有所不同，由于发达的水路运输，明清时期的山东商人将本省沿海的鱼盐、山区丘陵的山货以及枣（聊城枣）、桃（肥城桃）、柞蚕丝绸、陶瓷器等特产运销外地。当时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纵横驰骋，名重一方。山西所产的较好的产品尚有泽潞绸、榆次布、汾酒、大枣、烟叶等，也为晋商所经营，但最重要的有盐、茶、票号三大项。盐商的称雄，是明代开中制度推行的结果；茶商的兴盛，是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广阔的茶叶消费区域；票商的崛起，是国内国际贸易发展引起埠际间频繁的大量货币无法正常流通的结果。
　　（二）精神文化
　　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精神文化。由于地缘和乡土的不同，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受到不同的精神文化的影响。
　　1. 传统文化。明清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它极大地影响和规范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模。鲁商和晋商作为明清时期的普通民众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吸收和继承儒家商业伦理（仁义礼智信）的同时，又发展了本土民间传统文化。明清时期的鲁商除了受儒家学说中的商业伦理影响外，还受到管子学说中的四民分业、鼓励从商，务本禁末、士农工商并重，主张简约、消费适度，善于侈靡、以利工商，币有轨、平衡供求的工商思想的影响；墨家的任用人才、兼爱互利、生活节俭、团结尚同等方面影响；兵家的审时度势、出奇制胜、因敌变化、知己知彼、择人与任事等智谋影响。晋商在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崇商重利”的民间商业精神和价值观。晋商兴盛的一个原因是山西经商风气极盛且历史悠久，并且冲击着中国传统“读书做官”的价值观念。“养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的民谚就是最好的反映。晋商这种强烈的商业传统文化，促使了晋商“崇商重利”价值观的形成。

      2. 精神信仰。明清时期的鲁商和晋商，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精神上的信仰与追求。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日常行为等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烙印。孔子成为山东商人崇拜的主要对象。许多山东商人会馆中都建有供奉孔子的殿堂，设有孔子的神位，并在每年孔子诞辰时举行祭祀典礼。据《民国上海县续志》记载：“上海山东会馆在二十五保九图吕班路南，光绪二十七年建，曰至道堂，祀孔子。”山东商人在会馆中供奉孔子神位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希望求得孔子神灵的庇佑，这是对规避经商风险的一种心理寄托；二是表明山东商人按照孔子提倡的仁爱、诚信、公平、忠义等价值理念去经商、待人。出于地域方面的原因，山西商人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关羽是山西解州池南常平人，以侠义忠诚著称，被尊为关圣帝君，故山西商人把关羽加以崇祀，希望得到关羽的庇佑以消灾降福。因此山西人每到异地经商，一经发展便集资修建关帝庙，以便朝拜神灵，求得保佑。他们还用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衡量和规范商业行为，摒弃欺诈行为，同时从关羽身上吸取无穷的正气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