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模式”主导下，尚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中国模式”主导下的文化的本质是肯定文化的多元化，承认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自决权。
在意识形态上既不盲目排斥外来思想也不盲目照搬外来思想，采取的是有选择的“拿来主义”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西方文化的引入时间较短等主客观原因，致使到目前为止东西方文化还在中国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东西方文化间如何融合尚未有一个明确的了断。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无法在发展中形成推进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快速前进的合力。
或许正是“中国模式”还有如此之多的问题和不足，充实和完善“中国模式”的任务才显得尤为迫切。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模式面临的选择
当前，全球经济开始步入后危机阶段(陈元，2009)，历史经验表明：后危机阶段是新产业孕育和发展路径变迁和发展模式的有利时机。能否抓住并充分利用这种机遇，对于完善“中国模式”来说具有重要影响。
(一)改变当前的粗放式增长方式。破除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两大瓶颈制约
要想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应该由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粗放式发展向自主创新型、科学发展型和集约型转变。在经济起飞初期，技术较为落后，实行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方式是可行的，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生产要素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发展就会遭受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制约。走可持续的、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发展道路，成为后危机时代完善“中国模式”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把创新引入经济增长。创新发展模式不但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还有利于保持乃至提升环境生态价值，降低经济增长成本。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增长可分为投入推动型和效率推动型。前者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而后者则有助于收益递增。克鲁格曼预言今后几十年中国还应该对人类发展作出两大贡献，首先是绿色贡献，主要包括发明绿色技术、生产绿色食品、使用新能源、乘坐绿色交通工具等；其次是知识贡献，当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先前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此时需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增长向自主创新和效率提高驱动转变。
(二)启动国内市场，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
内需包括“三驾马车”中除出口以外的另外“两驾马车”，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也包括本国政府消费；投资需求包括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因此，扩大内需是个整体，是个系统，涉及政府、企业、居民三大行为主体的全部支出、购买、投资，以及对国内市场的带动。目前，中国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出口，一方面使得国内居民的需求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导致社会福利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外商品价格倒挂，使得改革开放的收益外流。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市场的国度，应该通过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和企业的社会负担，带动和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
(三)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前进的动力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指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精神财富，是形成价值观的重要基础。而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可以改造和塑造人。经济社会发展又是人们通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意识改造客观世界来实现的。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凝聚”的作用。这种作用通过人们共同拥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宗教、习俗、传统和生活方式等体现出来。胡锦涛同志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由文化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民族认同感及其影响力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软实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主要通过文化加以彰显，文化作为软实力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且也因为文化往往构成并体现了国家软实力的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当保持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包容性。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但是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又使得世界上多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中国融入世界就必然意味着中国文化也要融入世界。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既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又要不断地吸收先进文化.保持中国文化时时刻刻充满着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