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许多关于城市化含义的表述其实暗含着马克思乡村城市化的思想。如美国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人口稀少、劳动强度很大并且以个体分散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城市经济的过程。刘士林认为，城市化是农业性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过程。在规模上存在差别的大城市和小城镇，其城市功能和本质的定位也不相同。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和资源的现代化过程，也包括以县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周加来认为，城市化应是质和量的辩证统一。从质的角度看，城市化表现为农村被城市现代性不断同化的过程，是城市先进生产力和现代文明向农村扩散和传播的过程。该观点类似于马克思的“乡村城市化”思想。从量的角度看，城市化又是一个不断量化的过程，不仅在空间量化层面上表现为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或城市空间不断扩张；还在人口量化层面上表现为城市人口由于农村人口不断转化而迅速累积。也有人认为城市化的人口学含义即城镇化。
　　2. 1980年代，学术界使用城镇化代替城市化的现象已比较普遍。关于城镇化的概念，至少有20种以上。其中仍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城镇化和城市化是同义语，认为城镇化就是城镇居民点的转移过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过程，是人口和地域转化两个变量的函数关系。城镇化作为一种提法之所以流行只是为了适应我国农村人多、镇多且覆盖面广的国情需要。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是人口职业构成变化、居住地集中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以及城镇性质和职能变化等在内的四化联动。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过程，应该积极发展小城镇，尤其是农村集镇。周一星认为，在我国，城镇化的提法比城市化和都市化都要准确和严密。城镇化不同于城镇发展，城镇化是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而城镇发展是指城镇人口规模的增长。姜爱林认为，城镇化符合我国语言文字概括的习惯，还有利于政策制定。他强调城镇化的历史性特点。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历史过程。应不仅具有方向性、时效性、空间地域性和广泛性，还具有分化与变化性等特征。①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等同于城镇化和农村城镇化。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从这一意义上讲就是城镇化。但又认为由于农村具有边界模糊的特殊性，城镇化只能将一部分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城市和农村根本上是不相容的。还有学者提出了所谓隐性城镇化的观点。隐性城镇化指政策等因素限制了人口的地域迁移，但人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已高度城镇化的现象。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指城镇特征增强与政策滞后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现象，作为一种状态可以研究，但不具备独立成为城镇化概念的条件。辜胜阻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中国城镇化的特点是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后者是指农村人口向县域范围内的城镇集中的过程。这种解释是对马克思城乡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城镇化包括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两个方面。基本廓清了城镇化的边界。城镇化的提法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兼顾了中小城市和各类城镇发展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层次性，也消除了城市和农村难以衔接的误会。
　　3.城市发展早于城市化。城市发展是一个客观存在，而城市化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开始的历史过程。城镇化的各种观点又是这一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理论呼应。
　　各种关于城镇化的观点很容易被误解为就是城镇化的含义。如果将二者等同，就意味着城镇化有多重含义。但我们知道，科学的概念只能有一个，城镇化的本质也只能有一个。对上述各类有关城镇化的观点进行综合后发现，关于城镇化的各种解释多是对城镇化表象或特征的描述，很少涉及对其本质的探索。这些解释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关注到了城镇化是一个动态历史过程，是农村人口和地域的城镇转化。除了辜胜祖先生提出城市化还包含一个农村城镇化的部分之外，不论是主张城市化还是赞成城镇化的观点，均只强调了人口进城和城市扩张两个方面。如果将其确定为城镇化的本质，就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讲的通过农业和工业结合以消除城乡对立的“乡村城市化”，为“再城市化”和制造更加严重的城乡分离提供了依据。把城镇化过程中某个阶段的现象当作城镇化的内涵，是对城镇化本质的误解。我国大量农村人口盲目进城、城市泡沫不断发酵以及农村空心化等各类矛盾正是被城镇化歧义引入的实践误区。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力量又有力地将此误区向纵深推进。
　　三、新型城镇化认知与本质
　　城镇化从一种现象，一种理论到发展成国家的一项战略，是理论推动实践发展的重大成果。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其认识，并促使我们对城镇化的本质进一步反思。
　　（一）新型城镇化认识的三个问题：动力、内容与导向
　　1.新型城镇化的动力问题即城镇化过程中谁是行动主体的问题。行动主体不同，其动力的传递机制和路径就不同，城镇化的方式也会因此不同。辜胜阻先生曾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业化主要由政府发动和推动，城市基础设施也由政府投资和国营企业包办，此阶段城镇化动力来源于政府的目标预期，并自上而下得以传递。19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第二次工业化，其特点是城镇作为工业集中的空间载体，行动主体转变为农村社区政府、乡镇企业、农户或民间个体力量的联合。其动力机制方面通常表现为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

       198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主要是自下而上式，动力来自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得其用以及农民追求收益最大化的预期，要素流动和集聚的推动机制来自市场。这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小城镇流动的单线轨迹，并以两栖性和候鸟型的流动者为主，由于年龄文化程度差异，进城劳动力的代际性开始呈现，被城市现代文明同化的程度方面出现差别，形成城市“合金”文化。孔祥智认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有利于加速我国城镇化整体进程，弥合了其与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差距。陆大道等指出，这种城镇化方式使我国城镇化率从20个百分点提高到40个百分点，只用了22年。比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英国少用了近100年。但是，如此快速的城镇化路径，并没有使我国在现代化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具有优势。由于逐渐暴露出农业副业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以及环境生态恶化等问题，削弱了其发展的持续性。第二阶段，即1980年代末期，农村劳动力由北到南，从西往东流动转向大中城市。这仍然是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延续。但是由于人口向大中城市快速集中，带来了就业、社会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新问题。这使城市发展压力增大、管理和治理成本增加；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紧张，因而在配置方面难以体现公平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