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到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目标，中国开始转入全面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转型阶段。这个阶段，转型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全社会经济转型的焦点问题和这个阶段的改革主线。在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经济活动中，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逐渐让位于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进程之中。
　这个阶段，国企改革中的利益主体缺位和市场困境突出表现出来。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尽管明晰了国企的产权问题，但由于国企利益主体身份界定迟延，导致国企市场化行为的迟延，经济行为与市场机制的不合拍，使诸多国企陷入无法面向市场生产经营的困境。在这个过程中，改革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所有制变革和调整的道路，于是就有了关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决策。利用政策漏洞，钻改革空子，利用MBO、股份制等各种形式的私有化改革措施，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国有企业的腐败分子。但这是在激进改革和层次性改革中都没有能够避免的问题。作为农村市场微观价格机制在中观层次上自发演进结果的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国有企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发展局面。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市场经济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国企改制事实上已经涉及依靠微观价格机制成长起来的体制外私有制力量与既有社会制度框架中公有制宏观制度安排力量间的博弈。
　　第三阶段，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至今。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创新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社会制度的创新和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上，伴随市场力量的壮大，政府力量逐渐退出经济领域，利益主体已纷纷利用市场规律和市场力量来获取利益，经济自主发展的机制已经完善，外力的作用已无法控制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自主行为，按经济规律宏观调控成为政府唯一能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方式。政府直接参与和控制制度变迁的能力减小，市场体制中市场化的利益主体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运作的主导动力，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经济现象如失业、通货膨胀等开始凸现，市场化利益主体和市场化行为日趋成熟，市场体制自身的局限和弊端，如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的不理性都开始出现。市场经济的许多社会问题亟须相应的社会保障组织、机构和设施以及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社会秩序方面，思想意识观念领域的前期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为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奠定了基础，人们对制度的预知和心理感受早已超出了传统思维和价值观念，社会进入观念、道德、心理、行为和思想的深刻变革期。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确立，成为此后农村改革的重点，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这个阶段农村经济宏观层次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因此，加速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步伐，利用明确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促进利益主体资源配置及效率的发挥，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消除新体制导致的经济不稳定性都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转型深化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对宏观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一个全面的回答。
　　四、结语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存在的层次性制度安排，基本上构成了经济转型次序性改革的逻辑线索。逻辑主线就是市场运行机制的培育，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微观层次价格机制的形成、中观层次企业制度的规范、宏观层次经济体制的完善三个阶段，这可以看作是构成了经济转型的基本次序。结合不同的转型实践，可以有不同的微调，但无论激进模式还是中国（下转第83页）（上接第69页）道路，都没有脱离转型实践的这个基本发展脉络，而不同的转型和改革次序，造成了截然不同的转型后果。
　　这个次序性制度安排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微观市场运行机制实现社会资源配置；中观层次企业组织形式的市场化创新培育市场效率和市场主体，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保证了市场运行机制的竞争效率；宏观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结合为市场运行机制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框架形成和社会制度创新确立了规范和秩序。
　　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次序性问题，只能在层次性制度建构的阶段性转换过程中有效解决。这些次序性的问题，也存在一个伴随市场经济层次性制度安排培育发展而使之实施条件渐趋成熟的过程。通过阶段性的改革和发展能够为市场经济次序性的改革奠定层次性制度基础、提供改革条件，从而使改革变得更加容易接受，在利益调整的改革格局中阻力更小而共识更多，这显然是解决市场经济改革次序性难题的有效途径。正是由于这个层次性存在，中国经济才从微观建构到中观突破，一直到宏观完善不断推进，才成就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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