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度衡量随机变量围绕其均值的非对称性,峰度度量凸起和平坦程度。由两者的概率意义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分布函数具有长的左拖尾,其余货币政策规则的分布函数均具有长的右拖尾;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凸起程度接近于
偏度衡量随机变量围绕其均值的非对称性,峰度度量凸起和平坦程度。由两者的概率意义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分布函数具有长的左拖尾,其余货币政策规则的分布函数均具有长的右拖尾;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凸起程度接近于标准正态分布,再贴现利率的突起程度大于标准正态分布,其他所有货币政策规则的突起程度均小于标准正态分布。
(三)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整模式
由货币政策规则的定义及其实际操作来看,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大小控制,且按一定频率(如每季)公布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随着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央行票据调控市场中的流动性。除间歇期外,央行票据一旦发行,其发行频率是固定的,如每周,期间只是对央行票据的利率略作调整。所以,在讨论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整模式时,我们不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的调整模式予以讨论,因为两者的调整模式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由表2和表3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货币政策规则调整与稳健性货币政策规则调整的三大特征完全吻合。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谨慎调整货币政策规则。虽然市场中每时每刻都有不同的信息冲击央行的货币政策,但中国人民银行并不轻易调整货币政策。从相邻两次调整之间的时间间隔来看,所有调整中相邻两次调整之间的日历日天数基本在300天以上,如再贴现利率所有调整之间的时间间隔为357天。短期贷款利率相邻两次调整之间的时间间隔为234天,定存利率的相应指标取值为316天。进入21世纪以来,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整模式日趋稳健,如1年期定存利率相邻两次调整之间的时间间隔和绝对调整幅度分别为268天和33个基点。
其次,中国人民银行谨慎对待货币政策的反转调整。货币政策规则调整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和声誉都有较大的影响,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反转调整之前,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寂静期。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对待货币政策反转调整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中国人民银行在2010年的加息态度便是适例,自2010年初以来,加息的预期和呼声迭起,但直到2010年10月15日才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25个基点。在考察的货币政策规则样本中,除再贷款利率的反转调整时间间隔小于连续调整和所有调整的时间间隔外,其他所有货币政策规则的反转调整时间间隔远大于连续调整和所有调整的时间间隔。从连续调整时间间隔与反转调整时间间隔之间的比值来看,除前述的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外,其他所有货币政策规则两者之间的比值均小于1/2。对定期存款而言,其比值仅为37%。另外,反转调整的绝对幅度也明显高于所有调整和连续调整的相应取值,如定存利率的反转调整幅度高于所有调整幅度14个基点。
最后,在每次反转调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通常会进行多次连续小幅调整。在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通常采用自相关系数来衡量货币政策滞后调整的相关性。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滞后阶数的不断增加,其相关系数也不断减小。对存贷款利率而言,一般是在7次连续调整后再进行反转调整;受法定准备金率连续18次上调影响,其反转调整速度滞后十阶左右;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反转调整滞后阶数较小,分别为2阶和5阶。
三、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稳健性的不确定性解释
美国学者Taylor在1993年用一个简单直观的货币政策规则来描述货币政策的制定规则,即著名的“Taylor规则”:
rt=+t+(t-)yt
其中为均衡利率水平,t为前四季度通胀率的平均值,为均衡通胀水平,yt为产出缺口,即
t=(t-1+t-2+t-3+t-4)/4
yt=100
其中Y为真实GDP,为潜在GDP。
关于Taylor规则在中国适应性的检验文章较多,具体如卞志村(2007)及其引用的诸多参考文献,而最优模型的讨论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文只是通过具体模型来说明不确定性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所以,以下我们默认以Taylor规则作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基准,回归分析选取的数据范围是1993年1月—2010年6月的季度CPI和GDP,产出缺口用最简单的算术平均法计算,则上述Taylor准则的示意回归方程为
rt=-0.15+t-0.72×(t-4.47)+0.17yt
(一)数据不确定性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例,其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GDP初步核算与最终值之间的核算误差(参见图2),除2009年第四季度GDP的初步核算值略高于最终值0.06亿元外,其他各季度GDP的初步核算值均低于最终值。在最终值高于初步核算值的季度里,误差范围在2 002亿元~23 363亿元变化不等,在考察的40个季度里有14个季度的最终值与核算值之差在1万亿元以上。
第二,潜在GDP的计算方法多种多样,如数据包络分析法、线性趋势法、滤波方法、状态空间模型和生产函数法等,不同的计算将会得到不同的潜在GDP,从而得到不同的产出缺口数据,这也会推导出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
假定2010年第三季度的CPI保持第二季度的表现不变,即为2.93%,在GDP初步核算值和最终值之间的差异、潜在GDP计算方法的差异这两个因素作用下,假定产出缺口在3% ~ 5%变化不等,则由上述Taylor规则计算出来的最优利率水平变化范围为1.2% ~ 1.5%。这表明,决策部门则需要在数据不确定性情形下做出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
(二)参数不确定性
在对Taylor规则进行回归分析时,所有的回归系数都是由历史数据得到的。然而,由历史数据估计的回归系数并不能完全代表未来市场的走势。所以在用Taylor规则描述未来市场情形时,需要对回归系数进行一定的调整,如设置回归系数的波动区间上限和下限分别为和。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将波动区间上限和波动区间下限代入Taylor规则,由此可得利率水平也是一个波动区间,而非确定值,这就是由参数不确定性引起的最优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假定2010年第三季度的所有数据表现不变,即产出缺口和CPI的取值分别为3.74%和2.93%,回归系数保持不变,回归系数的波动区间为0.6~0.8,则由Taylor规则计算出来的利率波动区间为[1.08%,1.67%]。
(三)状态不确定性
传统的Taylor规则是确定性方程,即方程中不含有随机因素。为刻画金融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可在Taylor规则中加入随机项,即用标准正态分布刻画真实利率与回归结果之间的残差。此时,传统的Taylor规则将演变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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