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一书导论中，韦伯指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动。但是，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3]他所阐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把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看作推进资本主义前行的主要动力，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悖。
　　从韦伯相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排除战争、海外殖民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等众多因素，认为这些因素不可以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提并论。他推崇的资本主义精神，总是与理性、勤俭、积累这几个词语相关联;并将“上帝预选说”、“天职观”等新教伦理观，作为阐释资本主义精神内核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局限，韦伯在对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生活样式作比较说明时指出，为凸显其某些特征性区别，“使用‘理想型’概念来加以说明”。然而，这种所谓“理想型”设计出于逻辑演绎的需要，难免缺乏经验事实基础。丹尼尔·贝尔说：“这种‘理想类型’的好处是便于勾画我称之为轴心原则和轴心结构的主要轮廓——以免历史变动模糊了我们对特定社会领域的观察。但理想类型因其静止性质无法展示事物的本源和未来发展。”[4]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重要作用的理论探究，其学术思想价值应当肯定。然而，如果将资本主义局限于所谓“合理”范围，就有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之嫌。同时过分强调精神作用，机械地理解社会领域中的因果联系，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也就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思想桎梏。
　　三、解析韦伯伦理思想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尽管韦伯过于夸大新教伦理的理性传导作用，而忽略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他在社会伦理学等领域提出的一些重要命题，迄今仍然具有理论创新研究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曾经流行的“经济决定论”，即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绝对化，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就是物质基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式的曲解。那种认为唯有“经济决定论”，而社会文化、宗教等非物质性的因素，似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毫无关联。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
　　1991年，英国学者特纳在新版《韦伯社会学文选》的序言中指出，把马克思与韦伯截然对立，是“激进社会理论中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当代学术界“已不再接受把马克思与韦伯截然区分的做法。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他们两人都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资本主义，也都属于更普遍层面上的对现代性现象的一种考察”。这一评判比较客观，而且显得宽容。所以重新解读韦伯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领悟韦伯思想在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韦伯提出重新思考和审视宗教与社会发展，以及宗教与现代化关系这个命题，应当引起关注。借助韦伯经济伦理观，可以启迪我们从伦理、宗教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史，开阔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进而深入思考有利于转型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的各种动因。
　　解析韦伯伦理思想的核心要点，就在于他明确提出：经济和伦理对应着人的两重需要，也就是说经济对应着人的生存需要，伦理对应着人怎样生存的需要。在他看来，经济行为的选择如何符合人的尊严和价值驱动，关键在于必须找到一种合理的有效的调控机制。当前，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范畴虽然已为人们所领悟，但经济行为本身在伦理道德上是否合理，需要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取得验证。只有当经济行为从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构架中找到合理性的论据，才会被社会大多数乃至全体成员所认同与接受，并使其中的社会道德秩序得以长久维持。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体制机制的弊端必然会日渐凸显。在现阶段，如果没有中国伦理价值体系建构作前提，找不到一种合理的调控机制，那么缺乏现实伦理价值基础的经济活动，也是难以持续健康运作的。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对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动因的深入探究，韦伯伦理思想的研究热潮再度兴起。研究韦伯思想，尤其是他强调理性的经济伦理观，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我们思索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合理因素，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健康因子，建构当代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唯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与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全面地思考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不至于陷入教条主义的泥坑。
　　四、韦伯伦理思想对建构当代中国伦理的启示
　　针对中国经济社会与现代管理中文化缺位或缺失的普遍现象，基于韦伯伦理思想和他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注重当代中国伦理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在当前显得尤为紧迫。
　　第一，探究当代中国伦理的新构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来认为，尽管精神依赖于物质，但人的精神气质对其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韦伯的新教伦理正是以一种社会文化精神和人的价值追求，营造“理性推动”的竞争氛围，为资本主义发展鸣锣开道。
　　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最主要的特征。他注重对科学的人与行动的人之间关系的研究，明确指出“行动的人在现实中在手段和目的、责任和信仰之间做出忠于行动的选择，是因为他遵循行为的理性。当科学的人献身于科学的严肃性和客观性时，他所遵循的乃是科学的理性”[5]177。韦伯所主张的这种理性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注重行为价值取向的理性抉择，对于探究建构当代中国伦理的科学内核，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理胜于情是欧洲文明的特征，而情重于理是东方文明的鲜明特质。中国传统上不具有西方国家的“理性”优势，但重情重义这一传统的优良美德，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充分体现。我们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来源于现代社会孕育产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不仅来源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且也直接来源于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具有本民族自身传承的内在价值及其规律，都持有观察世界、看待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视角。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境界和刚健向上的人生哲学，和谐包容共赢的集体主义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人道主义，都是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都应当在新时代继续弘扬光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