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翻译策略,首先想到的是归化和异化。归化提倡使用一种文化(即译语文化)本身所有的表达方式,反对引入原语文化的表达方式,而异化则主张保留原语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把它输入到异语文化中去[8]。 《傲慢与偏见》
谈及翻译策略,首先想到的是归化和异化。归化提倡使用一种文化(即译语文化)本身所有的表达方式,反对引入原语文化的表达方式,而异化则主张保留原语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把它输入到异语文化中去[8]。
《傲慢与偏见》虽然不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作品,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疑还是要考虑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杨缤翻译此作时正处于我国文学界百家争鸣的时期,“五四运动”后,我国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风格各异,这个时期,正处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时期,白话文的语言体系尚未成熟,文学作品、翻译作品的语言在今天看来不是特别通顺,但这正体现了那个时期语言独有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遇到原语概念在译语中有不止一种解释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了语境,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影响译者的选词。
杨缤翻译《傲慢与偏见》时,意识形态呈多元化态势,人们对“西学”的态度不一,整体上还是比较保守的,本文通过对杨译本的研读,发现在翻译策略上,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杨缤主要采用了归化的方法。现举例说明:杨译本将“Mrs. Long”译为“郎奶奶”;“ladies”译为“姑娘奶奶们”;“Hertfordshire”译为“赫得福县”;“St James”译为“皇上”;The housekeeper译为“管家婆”;calico译为“洋布”;muslin译为“洋纱”。在处理以上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时,杨缤给他们赋予了中国色彩。“shire”是英国以前的一种行政单位,译者将它译成了中国的行政单位“县”,这样读者就对赫得福这一地理单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洋布”“洋纱”是当时的词汇,当代汉语已经不再使用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又如:
“Mrs. Bennet, have you no more lanes hereabouts in which Lizzy may lose her way again today?” 『彭乃特太太,這一帶你還有什麼胡同之類,可以叫麗綏今天又走忘了路的麼?』
“Good gracious! Lord bless me! only think! dear me! Mr. Darcy! Who would have thought it! …” 『添福添壽!天老爺的恩典!只想想,我的媽呀!達綏先生!誰會想到這個呢?……』
“I can think of nothing else! Ten thousand a year, and very likely more! ’Tis as good as a Lord! ...” 『我什麼都想不起!一年一萬鎊也許還要多!真和封了侯差不多哪!……』
… and her thoughts and her words ran wholly on those attendants of elegant nuptials, fine muslins, new carriages, and servants. 她的思想言語完全都想著漂亮婚禮上所要的東西,細洋紗,新馬車,以及聽差下人之類。
It was not till the afternoon, when he had joined them at tea, that Elizabeth ventured to introduce the subject; … 到了下午大家吃茶的時候,伊利沙伯才大膽提起這件事來……[9]
“胡同”是典型的中国北方话,“天老爷”“封侯”“听差下人”“吃茶”等是杨缤那个时代的文化语言。处理这些带有文化色彩的词句时,作者均采用了归化的方法翻译。读者读起来易于接受,不会觉得陌生,似乎在读一部描写中国社会生活的小说。
四、结语
二十世纪初,英法文学以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和辉煌的成就在文学翻译的大潮中脱颖而出,正是在这个大潮中,杨缤选择翻译了《傲慢与偏见》。在这一时期,启蒙仍在继续,但演变为各路更加激进、甚至彼此对立的改革思潮,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个时期的思想与主义是整个20世纪最为多元,最为纷繁芜杂的。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语言在起着显性的作用外,意识形态在起着隐性的作用。本文以杨缤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为例证实了翻译受意识形态的操控,意识形态在暗中制约着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及对翻译策略的采纳。符合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译本则得以流行,否则就被淹没在历史的车轮中。然而,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不仅仅局限于本文所述几点,还可以通过其它译作论证其更为广泛的操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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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9] 杨缤译. 傲慢与偏见[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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