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
　　from Yang Bin’s version of Pride and Prejudice��
　　SUN Xiao-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China abounded in ideologies of full complexity, the collision of different thoughts invigorate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Yang Bin trans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 book of Pride and Prejudic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study on her translation has not yet been found, this paper aims to illustrate the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via analyzing its Chinese vers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subject selec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
　　Key words: Yang Bin; ideology; manipulation; Pride and Prejudice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层面的转换,还牵涉到文化层面的交流。西方的翻译理论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是文学的,一条是语言的。文学派视翻译为艺术,使原作得到再生。他们不仅讨论忠实于原文的优点与缺点,还关心译文的目的与效应。在欣赏原文的风格美与文学美的同时,他们尊重译语的习惯表达法及文学传统。因此他们认为译者应该具有文学才华。而语言派则只关注语言,从语义学、语法功能分析、句法结构、语言的使用等方面探讨翻译。他们认为翻译就是生成一个与原文在语言的深层结构对等的译本。然而这两派观点已不能再满足20世纪末以来的翻译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掀起了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翻译。本文拟以杨缤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为例,从选材、翻译策略等角度论证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是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通常是知识分子)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它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信念,潜藏在其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同时,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1]。列费维尔(Lefevere)起初把意识形态简单释为“世界观”,后来以赞同的语气引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界说,即意识形态为“观念体系,由指令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构成”[2]。他阐述了影响翻译的“两要素”理论,即翻译自始至终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其中,赞助人控制意识形态,专家控制诗学[3]。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二、意识形态对杨译本的操控��
　　目前《傲慢与偏见》在我国的汉语全译本有三十种之多,最常见的版本是孙致礼译本,王科一译本及张玲、张扬合译本,且他们的译本多次再版[4]。《中国翻译词典》[5]提出1956年《傲慢与偏见》首次由王科一翻译成中文,于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国学者对《傲慢与偏见》译本的研究也普遍认为该作的首译本是1956年的王译本。然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由杨缤翻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傲慢与偏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先前的研究忽略了杨译本,笔者认为此译本才堪称《傲慢与偏见》的首译本。吴宓对此译本作了很高的评价,译本问世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多次再版,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将它收藏至今,说明该译本意义深远,不应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在探讨杨译本之前,有必要对杨缤的生平作一简要介绍。杨缤(1905~1957),原名杨季徴,出生于江西,原籍湖北沔阳。父亲曾先后担任过江西道台、湖北财政厅、政务厅厅长等职。十八岁进江西南昌一所教会学校读高中文科,改名为杨缤。二十一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被免试推荐到燕京大学,就读于英国文学系,开始用“杨刚”这一笔名从事写作,并成为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6]。无论是三四十年代主持《大公报》副刊,还是后来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主任秘书,她的名字与职业总让人忘记其作为女作家的一面,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就文学创作而言,杨缤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她还和萧乾一起,协助斯诺编译过小说集。��
　　(一)意识形态对选材的操控��
　　翻译选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读者可接受性、市场、译者的兴趣风格等,但是意识形态对其影响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二十世纪初,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陷于苦难的深渊。人民群众为谋求民主、自由权利而斗争。各种政治思潮、人文思想此起彼伏,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相对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我国文学界掀起了大规模的“西学”高潮,与此同时,文学精英们又提倡“平民文学”,提倡创作并译介反映普通人生活的社会生活小说。以“写情”与“女性”为主题的作品开始盛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杨缤作为进步青年,选译《傲慢与偏见》这部描写家庭琐事及爱情生活的作品,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根据吴宓为杨译本作的序推测,该译本应翻译于1929年,然而“择译此书之人士甚多,未见出版,喜杨女士译事之先成,我们只能阅而序之”。为什么择译此书之人士未将其出版呢?三十年代的中国处于革命和战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三年是重点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的时期,旨在促使革命文学健康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择译《傲慢与偏见》者迫于主流意识的压力,不敢将译作赴之发表。然而之后的三年,1933年至1936年,为全面译介外国文学时期,在前三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作品的重点译介确立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主流地位之后,翻译家们开始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译介从古希腊文学至现代的各个国家、各个流派的作品[7]。该时期的翻译文学以全面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为目标,介绍了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各个国度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因此,四年前即译完此书的杨缤,在这时将译稿送至商务印书馆予以出版迎合了当时的主流意识。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译本的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译者在选择翻译素材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译本就得以流行,否则就被淘汰。　(二)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