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主义时期，古罗马作家在创作时逐渐摆脱了古希腊作家的样板。反之，在翻译古希腊文学时却尽可能忠实于原文。这使得当时的翻译者进一步反思自己的翻译行为。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翻译家是西塞罗。他在翻译古希腊文学时提出了“竞争性模仿”的概念，即文学翻译不仅要有文采，而且文采必须超过原文。西塞罗认为，翻译并不是“奴隶般”对于原文的模仿，翻译者不应是原文内容的解释者，而应该是对着听众讲话的演讲者。西塞罗要求翻译应该是意义的传达，而非字面的改写。但同时，在词汇层面上，西塞罗十分讲求对于古希腊哲学概念的准确翻译，并在大量的著作中阐释他对于翻译的思考。古典主义时期的翻译家们在当时面临的问题与现代翻译者们的困难相差无几，例如词汇空缺、语义矛盾、不同的语言体系、某些成语和比喻的不可译性、是否有加注的必要、句子韵律的翻译等等。古罗马时期的翻译者们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其中许多方法对于现代翻译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例如“翻译借词法”是指将希腊语中的词汇翻译成拉丁语，进而形成新的拉丁语词汇；“意义借词法”是指赋予现有的拉丁语词汇以新的意义；遇见难以翻译的希腊语词汇，古罗马的译者们干脆将其直接运用在拉丁语中，这称之为“外来词法”；还有“释义法”，即用几个拉丁语词汇解释一个希腊语词汇。
　　翻译理论真正的新思想产生于古典主义晚期的基督教时代。此时翻译文本按照其权威性加以区分，例如所谓“神圣文本”（如《圣经》）的翻译必须严格按照原文内容进行翻译，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改动，甚至不能改变原文词汇的顺序。这样便出现了所谓的“行间翻译”（Interlineaversion），即在圣经原文的字行之间进行一一对应的逐字翻译。这种翻译方法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早期的许多手稿翻译当中。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翻译思想出现在圣经学者、翻译家哲罗姆（Hieronymus）写给好友帕玛丘的书信当中。当时哲罗姆由于将主教艾皮法纽斯一篇文字优美的希腊文书信翻译成为拉丁语而备受争议。许多人对于哲罗姆的翻译提出质疑和批评。所以，哲罗姆在致帕玛丘的信中为自己的翻译方法进行了辩护，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翻译观：“我现在不仅承认，而且还要宣布，在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我没有进行逐字翻译，而是以意译意。但圣经翻译除外，因为圣经中词汇的先后顺序都包含着神秘的意义。”
　　圣经翻译的这种特殊性当然也影响到世俗文学的翻译。圣经翻译者为了追求准确翻译原文而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这样，后世的世俗文学译者也能借助于这些方法进行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公元3世纪，基督教著名神学家俄利根（Origenes，又译奥利金；185-254）提出了“文字多重意义”学说，即一篇文章的字面表达未必等同于其真实意义。另外，罗马帝国末期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提出了第一层面（字面意义）和第二层面（精神意义）的符号理论。公元五世纪，约翰·卡西恩（JohannesCassianus）把圣奥古斯丁的二元符号理论扩展为“四重意义理论”，即一篇文字文本同时具有四重意义：字面意义，比喻意义，道德意义和宗教意义。他以“耶路撒冷”一词的四重意义来解释他的理论：即“耶路撒冷”意味着：1.以色列的一座城市（字面意义）；2.基督教会（比喻意义）；3.人类精神（道德意义）；4.神圣的天堂（宗教意义）。卡西恩的文字四重意义理论对于整个中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丁·路德与圣经翻译
　　1521年，马丁·路德开始将《圣经》从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成为德语，成为圣经翻译史，乃至德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时，无视以前“《圣经》语序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摒弃了历史上翻译圣经时采用的逐字逐句的翻译方法，转而大量采用意译法，使得他的翻译文本浅显易懂，受到当时民众的极大欢迎。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即“抓住意义，译文天成”。路德认为重要的是，译者应该对于自己所译内容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对于原文的节奏和旋律有种敏感的语言感觉，这样译文才能达到与原文相同的效果。当然，马丁·路德这种自由翻译圣经的方式在当时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针对这些批评，马丁·路德在《论翻译书》中以大量的例证驳斥了这些指责。他说：“人们必须求教自己的母亲、胡同里的孩子和集市上的小贩，并且盯着他们的嘴，看他们如何说话，然后再进行翻译。这样，他们才会理解，并且意识到人们同他们讲德语。”马丁·路德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翻译原则，即“德语化”。所谓“德语化”的翻译其实就是把拉丁语或希腊语的意义按照德语的表达习惯进行自由的翻译。当然，这种自由的翻译虽然充分考虑到了译入语的习惯，但有时也会导致误译。正如翻译理论中一个著名的悖论所说的那样，“翻译就像女人，如果她漂亮，就不会忠实；如果她忠实，就不会漂亮”。因此，一个过分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对于译入语的读者来说很难接受与理解，因为这样的译入语并非他们所熟悉的语言，不符合他们习惯的表达习惯。因此，翻译史上出现了对于翻译标准的争论，这样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至今。古罗马翻译家哲罗姆在给好友的书信中已经提到了翻译中的两难选择：“翻译外文时若不丧失丝毫内容，确实十分困难。原文中的一个漂亮表达几乎无法在译文中找到合适的表达，因为我的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方式。如果我想准确地表达这个词的意义，就必须绕一个大圈子来描述。”
　　西方早期的这些翻译理论实际上均是对于具体翻译问题的思考，译者们对于具体的翻译难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科学的、全面的翻译理论尚未形成。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翻译家不断在探求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基本准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翻译家亚历山大·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他认为，一个翻译者如要成功地翻译一篇文章，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熟悉源语和译入语；了解所翻译的内容；保证原文作者的文笔风格以及充分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后来，他在其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中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即：1.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译文应与原文同样流畅。[10]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