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反抗
作为学者的徐坤深知知识分子在当代所处的尴尬处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商品经济意识逐渐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加剧了大众化消费的进程。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从原先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滑落到文化的边缘,时代精英地位的瓦解以及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伴随着的是话语权的旁落。知识分子很难再用那种或歌颂、或批判的具有“庙堂意识”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他们无法执著于高雅的“书面语”,又难以融入通俗的“白话”。而大凡一个处于弱势的群体总是渴望用自己的方式说话,但是他们既无力改变现状,也不甘心认同,只能快意地消解,正如徐坤所说,假如无法以理性去与媚俗相对峙,那么何妨换个方式,抛几句佞语在它脚下,快意地将其根基消解。
《先锋》描绘了撒旦、鸡皮、鸭皮、屁特四位有着“先锋”意识和绘画追求的艺术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生存画面。进入转型期以后,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受到商业大潮、功利思想、世俗欲望的冲击,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其自身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也不复存在,失去了言说的思想根基。于是,80年代的先锋派画家撒旦选择到乡村归隐寻根,鸡皮下海经商,鸭皮出国端盘子洗碗,屁特放浪形骸。画家们在走向世俗文化、顺应现世的过程中,仍然无法实现对自我的认同和把握。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一些年轻后辈红红火火地办起了商业画展,而他们执著的“先锋”绘画艺术却无人问津的时候,他们唯有通过“鸡巴人、丫挺的”等粗鄙语词来宣泄反世俗、高蹈的心灵不能融入现实的精神痛苦。带有性意味的语词,在一定的文化中是被排斥在“文明”话语范式之外的,这里却把庄严神圣的学者、文人面对世俗消费文化的无可奈何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为了重振当年的辉煌,画家的先锋姿态演化为过气女演员手中的玩物,画家自己也堕落成为过气女演员的“小白脸”,用女演员的钱办起了画展,在女演员的操纵下变成尴尬的“丑角”。这种“精神”与“行为”之间的不协调,反映了知识分子“想往前追又没有多少本钱,想出人头地又找不到门路,想领导世界新潮流又举步维艰一锅稀粥”的处境。于是,他们用“干、操”等粗鄙语词宣泄自己对当下现实生存状况的不满,以“混世”的姿态消解并重构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三、思考:语言塔布在文学作品中的双刃剑作用
粗鄙语词进入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身兼女作家和学者双重角色的徐坤,对知识分子和女性的“失语”状态深有体味,于是她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既不属于学者、又不属于女性语言习惯范式的粗鄙语词,来描述他们的存在状况。知识分子的粗鄙语词折射出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尴尬境地,女性的粗鄙语词则是女性反抗男权话语的直接方式。可见,粗鄙语词只有放到一定语境中,与具体的人、事、物形成特定的小说语境后,才会对作品人物的塑造或者突出作品主题发挥作用,从而产生社会批判效果。
但是,随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使用了粗鄙语词的文学作品对社会道德特别是言语道德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粗鄙语词也会随之不断扩散,使本已脆弱的言语道德在公众的耳濡目染中继续滑坡。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应如何使用粗鄙语词,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粗鄙语词,粗鄙语词怎样使用可以起到塑造人物、提升主题的效果,使用的粗鄙语词是否符合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这是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应该考虑的问题和承担的责任。
通观徐坤的中篇小说,徐坤对于粗鄙语词的使用是适量、适度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真实,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当代女性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缩影,让人有一种直达事物实质和了解现实真实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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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李 裘,硕士,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与高职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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