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保罗”把服务和效忠主人的传播学观念引进了传播学领域。许多记者经常抱怨自己没有获取信息的自由，但是，很少有记者通过获取和研究信源机构的文献来核实新闻。某种意义上说，章鱼对信息的利用还具有“一块肉”的认真地研究，寻求那块对他们来说有“一块肉”的盒子，他们对给他们的东西加以利用。如果我们的记者也像章鱼那样对事件深入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这样，你就会构建自己的预言真实体系。应当说，大众传播的“事实领域”也属于科学的事实领域。以科学方法取代价值研究，是传播学成为公共传播的基础。传播讲究事实的社会效益以及真实的效益，这就要求我们注重真实验证的技术手段，重视对“经验事实”研究，其背后蕴涵着某种公共追求。因此，我们不能把自己作为制造社会的公共权威的“无冕之王”，而是一个普通的“章鱼”——永远做基层社会的传播人。
　在他看来，对主人服务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忠实，这种忠实的道德结构要求传播行为对自己还是别人都倾注更多的生命关怀，这使公共传播对所有受雇者的道德要求，建立一种平等的忠诚、合作的关系，形成一种服务大众的工作热情。“信保罗”的信息价值，不仅仅直接关系到球队行为目标的实现，还体现了各个球队对比赛的“忠诚”、“诚实”、“热情”、“谦虚”等品质和行为。这样，体育赛事就从“外部控制”向“内部控制”转变。一切体育赛事都必须有外部控制，但是，如果外部控制不与内部控制达成一致，就达不到体育文化“从内部发生转变”的价值，体育就仅仅是体育，因此，大众传播扩大了体育的文化价值。对“信保罗”而言，雇佣关系能为它提供个人的行为信息，体现了比赛从“外部控制”向“内部控制”转变的重要性，并建构了严格的执行规范和信息监督机制，彻底完成从“外部控制”向“内部控制”的大众传播的身份“转变”。
　　其次，“信保罗”解释了大众传播组织作为一个技术性问题的观点。“保罗”方法可以检验技术规则是否合理，也可以澄清与解释比赛设计中的模糊标准，“促使有争议的标准合理化”。大众传播的公众可信度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媒体”核心价值的形成，甚至就是传播活动的“内部控制”机制，实现了“事实”与“价值”融合的基础条件。尤其对产业化机制下的传播学建构，在体育产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体育和媒介的关系已经是相互依附的，他们可以帮助电视吸引广告商投资，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在世界杯期间各大视频网站的访问量均创新高，单靠世界杯期间的贴片广告收入就超过了2.5亿元。新媒体不仅抢夺走了越来越多的广告，他们也抢夺了越来越多的传播受众。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信保罗”的智慧。它一改人们对体育、绯闻和罪恶的传播方式，走出了大众传播碎片化的误区，确立了整体化的传播方式，让受众有新闻可挖，又让受众关注比赛。
　　四、结论与探讨
　　事实与事实的归因，是当前大众传播的热点，我们看到许多绯闻充斥媒体，因为，人们要满足归因的欲望，看到事实的真实一面，以及反事实的怪诞的一面。“信保罗”完美的结合了上述两个方面。比赛作为成就归因如何体现体育价值的归因，在浮躁的媒体面前，“信保罗”保持了信息的原始面貌，以及公众形象的忠诚，这两点都是我们今天研究的结论。笔者对世界杯报道所做的研究，仅仅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们如何报道新闻，如何建立媒体的栏目，采取怎样的报道形式，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我们自己的“信保罗”。尤其是基层媒体，我们处在大众中间，寻求什么样的“信保罗”十分重要。记者作为言人的时代过去了，今天，我们只是一个社会雇佣者，我们要找到和我们一致的“信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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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马克·伊尔斯.从众效应——如何影响大众行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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