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单音词条只注现代汉语拼音，这种注音模式有17部汉语专书词典，如白维国（2000）《金瓶梅词典》等等。
　　（2）单音词条标注现代汉语拼音和中古音（包括反切、声、韵），如张双棣等（1993）（2009）《吕氏春秋词典》等共3部。
　　（3）单音词条标注现代汉语拼音、上古音和中古音，如向熹（1986、1997）《诗经词典》等共4部。尽管都是标注上古音和中古音，但是其具体标注方式也不尽相同，如两部《诗经词典》在其《凡例》中明确说明其中古音标明摄、呼、等、调、韵、声，上古音标明韵部和声母，不标声调。例如：
　　洸gu€"Dng古黄切（宕合一平唐见）
　　阳部、见母
　　《左传详解词典》则在其《凡例》中说明中古音标注《广韵》反切，并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标注中古音韵地位，上古音标注上古韵部。如：
　　倾q€"nng《广韵》去营切溪清平耕部
　　《论语词典》也在《凡例》中说明“中古音采录《广韵》反切（《广韵》所无，则采录《集韵》或《释文》，标明出处以与《广韵》区别），参照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注明音韵地位，不标韵摄。上古音参照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其声类和韵部，不标声调”。如：
　　火hu€#7呼果切，晓果合一上晓微
　　（4）单音词条标注拼音、注音字母、中古反切、声韵调、上古韵部，目前仅见《十三经辞典》共9部。
　　（5）单音词条中出现难字、冷僻字、异读字时，用现代汉语拼音标注其读音，其它单音词条不标注，有刘乃和（2001）《晋书辞典》等12部。
　　（6）用现代汉语拼音标注单音词条中的多音词，其它单音词条不标注，如王延栋（2001）《战国策词典》共1部。
　　其余8部汉语专书词典，单音词条不采用任何注音方式。
　　（三）词性标注模式
　　由于汉语缺乏严格的形态变化，汉语词类划分问题一直是汉语研究的难点之一。尽管汉语专书词典的标注词性是难上加难的问题，很多编者避而不谈，但是词性标注在汉语专书词典的编纂中具有重要价值，它可以直接反应专书语词的组合能力以及在句中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这能为汉语史的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提供宝贵材料。
　　从“词性标注”角度，分析现有汉语专书词典编纂模式，我们可以发现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词典》、《孟子词典》开创了词性标注的先河，尽管《论语词典》并没有完全说明标注词性，但是不管是其实词还是虚词，大部份词性均有标注。他在《孟子词典·凡例》中明确指出，该词典“对于实词，分别词义，而不一定能分别词性；对于虚词，则分别词性”，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部汉语专书词典尝试对专书中的所有语词的全部义项标注词性，它们是陈克炯（2004）《左传详解词典》、张双棣（1993、2009）《吕氏春秋词典》。其它汉语专书词典则选择性地标注语词词性，有的汉语专书词典对其大部份语词标注词性，如安作璋（2004）《论语词典》等，有的词典明确说明标注其虚词词性，实词不标注，如张万起（1993）《世说新语词典》等。
　　（四）频率统计模式
　　汉语专书词典的特性决定了其词条编纂模式的特性，不仅要求其收词立目、区分义项展现其专书特点，它还要求词典标注频率，包括词头频率和用法频率。频率统计是汉语专书词典的特征之一，这不仅可以告诉读者某个词在专书中出现的次数、某一具体用法在书中的出现频率，还能为汉语研究者提供宝贵的材料。分析现有汉语专书词典，我们可以发现，汉语专书词典频率统计模式也不尽相同，有31部汉语专书词典没有进行频率统计，包括单音词、复音词以及具体用法频率统计的缺失；仅有8部汉语专书词典编纂时统计所有词头包括其具体用法的频率，如张万起（1993）《世说新语词典》等；董治安（1989）《诗经词典》、王世舜（1995）《老庄词典》、袁梅（2000）《楚辞词典》等5部汉语专书词典仅统计单音词头频率和复音词头频率，二者都未统计其具体用法频率；仅张永言（1992）《世说新语词典》1部汉语专书词典，未统计单音词头和复音词头出现频率，但统计每一词条具体用法频率；已出版的9卷《十三经辞典》只统计单音词词头和具体用法频率。
　　（五）释义模式
　　文章试图从前人注释辅证、解释现代汉语通行义、义项排列方式三个方面综述汉语专书词典释义模式。
　　1、在是否有前人注释辅证方面，根据汉语专书词典的具体编纂目的，如考证、溯源等，有的汉语专书词典根据语词的实际情况引用前人注释辅证，帮助释义，如钱玄等（1998）《三礼辞典》、刘乃和（2001）《晋书辞典》等共23部。
　　2、在是否解释现代汉语通行义方面，杨伯峻先生编纂的《论语词典》、《孟子词典》等5部词典在其《凡例》中明确说明不解释现代汉语通行义，其它汉语专书词典并未明确说明，但都解释其现代汉语通行义，但也都是在其专书范围内解释其通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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