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之，“共和行政”之“共和”首先是指“共伯和”这位具体的历史人物，其次它还指以“共伯和”之名号代称的西周晚期一段独特历史时期，以及西周厉、宣之际王朝中央临时政治运行局面。

   　三
　　西周中晚期以来，周王室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窘迫局势，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族入侵和地方反叛；另一个是王朝中央财政危机。抵御外族入侵和镇压地方反叛需要民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这方面耗费的主要承担者是周王室，但随着分封制的持续广泛推行以及王朝末期固有的公卿自利取向和地方离心倾向的日益加剧，昔日周王室的支配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每况愈下，直接导致周王室经济衰退，财力枯竭。到了西周厉、宣时期，外族入侵和地方反叛态势非但未能减弱，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解除和应对这些威胁与反叛必须诉诸武力，长期的战争已经使得周王室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或被动或主动地组织和发动新的战争又迫在眉睫，面临日益困穷窘迫局面的周王室必须费尽心力设法扩大兵源和财源。现实局面和客观形势逼迫着周王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以求摆脱困境，减缓衰弱趋势。可以断言，西周厉、宣之际的一系列社会变革都与西周中晚期以来这种社会局势有着直接或间接地关系。
　　周厉王顺应时代潮流，断然推行社会变革措施，“专利”之举便是其中一项“速效”自救手段。然而，周厉王虽然果敢刚毅，胸怀远大抱负，但毕竟缺乏政治智慧，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说“周厉王是一位志大才疏的角色”。1周厉王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不顾大贵族的反对，一意孤行地推行“专利”政策，并采取“弭谤”之类的极端高压措施，终于引发了大规模地反叛运动——“国人暴动”。该暴动是一场有预谋地政治叛乱运动，叛乱主体力量为京师地区的“国人”，2部分公卿贵族是叛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甚至于有个别地方诸侯也暗地响应。3叛乱势力的力量强大，形势发展得异常迅猛，周王室显得很被动，甚至都来不及调动和组织镇压的力量。周厉王在极度惊慌之中，仓促逃亡彘地，王位一时虚空，宗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西周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此危急时刻，周公、召公与共伯和三人临危受难，果断地组织起一个“临时中央政府”。周厉王逃亡了，厉王太子静（即后来的周宣王）年龄尚幼，临时政府积极动员、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组织调动的力量与叛乱势力进行斡旋和斗争，4努力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各方力量联合推举共伯和暂代周天子处理王朝政务。
　　在“临时政府”中，共伯和因掌管最高军政，在镇压叛乱和稳定时局方面，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共伯和在王位虚空，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临时摄行王政，即代行周天子处理王朝政务。1因此，至少在名义上，共伯和在临时政府中处于首要地位，他是最高执政，临时政府打着他的旗号，名曰“共和”，“共和”临时政府的行政活动也就被称为“共和行政”。也许正是本于以上事实，因之就有了清华简《系年》开篇第1章中“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2的历史记录，也就有了《古本竹书纪年》中“[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3以及《史记正义》所引《鲁连子》中“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4等文献的说法。共伯和虽在名义上是最高执政，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周公、召公毕竟是周王室世卿，他们经验丰富，资历深厚，实为掌权者，他们对共伯和既联合又牵制。所以，在“共和行政”的政局中，周、召二公仍然是主体行政的执行者和操纵者。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强调“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应是本于上述史实。
　　“共和行政”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西周中晚期以来王室衰微，诸侯坐大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的产物。另一方面，它虽然稳定了当时危急的社会政局，使得西周王朝得以继续运转，但它毕竟对周王朝原有宗法体系、统治秩序以及社会传统理念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改变。可以认为，“共和行政”不仅是两周之际社会变革的产物，而且也拉开了两周之际更为剧烈社会变革的帷幕。
　　[作者陶兴华（1979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甘肃，兰州，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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