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教育支出的不断攀升。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明确指出“教育办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事。”教育不仅对一个家庭至关重要，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也尤为重要。在中国家庭里，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是优先的，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的。现阶段我国基础教育消费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教育资源消费的不公平分配在户籍管理、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等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作用下尤为突出。
上学难与贵是教育支出不断攀升，教育消费不平均的具体表现。上学难，为何而难呢？上学难与贵本意具有多指向性，一是指中、小学阶段“上优质学校难，择校费用贵”；二是指农民工子女“上学难，费用贵，上好学校更难，费用相对更贵”；三是指贫困生因高等教育学费高、生活费高而深感“上学难与贵”。上学难、上学贵这是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消费不公的内在矛盾，也是社会管理的新难题。第一，相对合理的教育支出在收入较低的家庭看来还是一笔客观的开销。第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引起等级化的“择校热”，使得相对优质的学校会采取设置高额的赞助费、建校费等费用，导致教育支出的不断攀升。第三，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使教育机会的供给和户籍制度紧相连。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城乡居民在教育支出等公共服务消费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加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进而导致了城乡居民基本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逐渐失衡。尤其在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上，第一道门槛便是当地政府也没有义务承担非本地人口的教育经费，无法实现流出地和流入地教育经费的流转。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保障资金规模的扩大，其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社会保障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凯恩斯在其《通论》中阐述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其理论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就我国而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论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又将“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列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
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时间较短，与其密切相关的经济结构、法制法规、管理监督体系等仍处于调整阶段，这就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导致消费的不完善首先体现在参保人群的局限性，目前随着就业模式的多样化，灵活就业、流动、失业的人群越来越多，而在我国非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人员难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现行的单位制的社会保障管理模式造成了这部分人“有险无保”。其次，城乡和地区差异导致社会保障水平的不均衡，城市保障水平高于农村，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在我国，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远高于城市，但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薄弱，参保人数却远低于城市。再者，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很大压力，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人们对未来消费缺乏信心，提高了人们的消费预期。这种不合理的现状不可避免的会引发新的公共消费风险。
三、消费公平的建构
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两大原则中提出的第二大原则就是要对弱者体现差异性原则，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消费为基础探讨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公平正义，主要是资源分配不均、消费机会不公导致的消费差距过大，这是我国消费分层面临的主要问题。消费公平的建构不仅要注重消费观念的引导， 还需要完善消费制度、政策与促进公平的监督机制。
1.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仅恶化了消费环境，更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和消费机会，降低了整体的消费水平。在我国，调节消费及其分层的最有效手段无疑是调整收入分配，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消减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一方面，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存在财税管理难控制、乱收费屡禁不止、转移支付的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缺乏民主管理等问题。只有继续推进税收体制的改革，运用税制调节收入分配，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才能防止和逐步消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就目前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过程中对于推进官员财产申报的努力和尝试仍是内部监督的一种形式，通过公众参与来对财产申报结果审查的方式还不能全面达到真正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对防止权力滥用和预防腐败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鉴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现有的复杂国情，进一步健全个人财产登记制度，明确收入来源十分必要。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应推行“阳光工资”，避免隐型收入和灰色收入，进而促进收入分配的健康发展。
2.凝聚力量促就业。面对失业问题，政府通常是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设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增加市场需求、带动就业。多年来各级政府也正是通过此渠道增加就业，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经济的做法受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加剧，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矛盾逐渐浮上台面。 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我们的发展过分依靠投资拉动，一旦投资减少，增长速度与就业问题立刻变得严峻。这表明政府的投资只是暂时带动了就业的增长，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改革才能减少工作的劳动力总量，减轻就业压力，才能刺激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此外，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增强就业指导，失业群体的心理健康引导，建设和完善就业跟踪制度，从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就业更加充分。”
3.建设消费监督机制。现有的社会监督链条是分散的，商家、消费者、监管者、媒体是互相独立的个体，分散的权益诉求无法形成体系，使腐败问题滋生、媒体不实报道、无良的商家有机可乘等现象泛滥。实现消费公平不仅要从核心的分配制度上着手，还需要建设相应的消费监督机制。一方面，加强社会监督机制，取缔非法收入，控制三公消费，从而调节收入分配不均产生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该在中间环节对于欺骗消费者、价格虚高、非法竞争等不利于消费者的现象进行约束，一面接受来自商家的维护正常竞争秩序的压力，一面接受消费者的监督压力，主动履行职权，进行预前控制。无论是医药、教育、环境卫生还是社会保障，只有依靠产品质量和服务竞争的优胜劣汰，让每一个环节的权责对应，才能实质上改善难以预测的消费成本，形成良好的消费环境和社会秩序。(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