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时，因用法严整，触犯权贵因而被诬告，以榆河驿仓粮事下狱，幸运的是很快就被释放。李梦阳写下《下狱》：
　　弘治辛酉年坐榆诃异仓粮，已丑年坐幼寿宁侯，正德戊辰年坐刘瑾等封事。
　　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
　　梁狱书难上，秦庭哭未归。
　　围墙花自发，锁馆燕还飞。
　　况属炎蒸积，忧来不可挥！
　　这首诗清楚明晰的表现出了李梦阳对这次诬告入狱的愤懑与痛心。这次下狱虽然很快释放，但是李梦阳的仕途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又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弘治十八年，孝宗皇帝下诏要新政，于是李梦阳劾寿宁侯，上书孝宗皇帝。结果就是因为这次的上书弹劾，使得李梦阳又再次入狱。武宗即位后，旧党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户部尚书韩文令李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人。李梦阳代韩文草拟《代劾宦官状疏》。正德三年，刘瑾得知文章乃李梦阳代草，又将他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幸得康海的营救，当年八月，李梦阳被赦出。在《空同集》中李梦阳本人有明确的记载了他第四次入狱的经历。李梦阳盛年即遭多次入狱，晚年回居乡野，是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坷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了其诗文的创作。
　　三、李梦阳晚期的诗论变化
　　李梦阳出身微贱，身世坎坷，早年父母双亡，为时不长的仕途中却连番遭遇了多次入狱和罢官。这难免使李梦阳想在官场大展宏图的志向受到致命地打击，心中愤懑必然需要诗文的抒发排解，所以现实的磨难使得李梦阳的晚期创作十分重视“情”，认为无论描写什么内容，都要以充沛的感情带动诗文创作。只有在情感充沛的情况下，诗歌创作才有可能，李梦阳强调“情”是诗歌创作的起因动力。而晚年回居乡野长达十六年的李梦阳与下层人民融合在一起，观察感受到了许多民间的文化，他在民间的文化中感受到了真挚的情感，因为民间的文学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民歌优于文人学子的诗歌创作，是真诚之作。这种观点在嘉靖初年，李梦阳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诗集自序》中明确的表达出来了。他追叙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
　　晚年，李梦阳盛赞《董西厢》。并且，据李开先《词谑·论时调》记载：“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则诗文无以加矣。’并说：“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李梦阳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他将民间创作与文人学子作品进行对比，以为“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文人学子之作“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在李梦阳给别人的诗集做的《击音序》中也表述他重视民间诗文，重视民歌的观点。他写道：“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可乎？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炙.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李梦阳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他又认为，“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即民歌是真正自然真实的美的诗歌。李梦阳质疑传统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具有创新性。可乎？”而“真诗在民间”之说，也反映了以李梦阳的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李梦阳的一些诗作就是用民间风味的乐府诗记载时事，抒发对时局的愤感与忧虑，暴露现实，感怀时事，肯定了民间的真情吟唱。李梦阳的一些乐府诗避免了一般拟作的过于浅显，且无新意的缺点，而是用汉魏乐府诗淳朴的形式写出了现实生活，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继承了汉魏乐府诗的现实精神。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领军人物，是明朝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努力的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希望能改变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局面，他重新审视文学的体制，对文学本质进行重新的理解，他的诗文理论从一开始的过多注重强调法度格调，到后来的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真诗乃在民间”，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出李梦阳完整的文学理论，更丰富了我国的诗文理论体系，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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