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形神关系最早由庄子提出，《庄子》中的形神关系是由道物关系派生而出，表现出重神轻形的倾向，此后对艺术形象的探讨都始终围绕着形神问题，形成了传统艺术中的审美标准为形神兼备，以传神为主。因而中国古典艺论在形神关系上重“神”轻“形”，以“神”为本位的倾向深深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和鉴赏论，它一方面统摄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创作思维和创作技法，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原初的造型艺术范围，渗透到文学、宗教、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欣赏和评论中，对中华民族独特审美观念和艺术旨趣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无论哲学、宗教还是诗歌、绘画等中国古典文艺领域在形神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导源于《庄子》。
　　
　　二、《庄子》形神观的内涵
　　
　　《庄子》中有关形神观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德充符》、《人间世》两篇。《德充符》云形体残缺并不妨碍内德的充满，《人间世》则言支离其体者别有他用。在《德充符》篇中庄子塑造了许多遭受磨难的人，他们或以天、或以病，或受刑，而致身体支离残缺，甚或受苦将死，故事的人物连名字都没有――他们是以疾为名，以病为名。然而，正因为饱受磨难，他们反而可以远离世俗是非，消除欲念、好恶，而豁然开朗，变得平和静默，有着一种洋洋大者的气象，给苦难的人间以引导和安慰。
　　庄子虽然也推崇诸如居于“藐姑射之山”，“肌肤若冰霜，绰约若处子”，形神统一的神人、真人，但在“形”与“神”之间，他始终是以“神”为本位的。为此，他塑造了一批形残而神全的“畸人”形象，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和《德充符》中的哀骀它、兀者王骀、叔山无趾等，都是外形十分丑陋，而德性精神十分高尚的人物。庄子运用对比的手法，着重渲染了他们形丑的一面，如“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哀骀它乃卫之“恶人”，“以恶骇天下”等，有意使他们的形与神严重失衡，以突出其精神的高妙，结果众人不但不嫌其丑，反而十分爱慕和喜欢他们。对于“形”，庄子还特别强调要“忘”，他指出：“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对庄子来说，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与道为一，至于形体的或残或全、或丑或美，都可以“忘”。人不仅要“忘形”，还要“无己”“无功”“无名”，只有摆脱本性以外的一切束缚，才能达到精神的逍遥境界。庄子重神轻形的“形神”观，是一种超越人的外在形体，重视人的内在精神和心灵的身心关系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轻形、忘形而重神，也就是启示人们要摆脱现实的桎梏而实现人性的充分舒展和心灵的自由翱翔。庄子在这里虽然更多谈的是一种人生哲学，并未有意涉足审美和艺术领域，但这种“形神”观与艺术和审美存在着天然的基因联系，一旦遇到适合的思想文化环境，它就会伴随着艺术“自觉”的进程，为艺术创作论和审美鉴赏论开辟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正是庄子重神轻形的“形神”关系论，从理论上为日后中国古典艺论“形神”观奠定了基调，构建了框架。
　　
　　三、《庄子》影响下的形神关系论
　　
　　庄子形神观的基本内涵就是“重神轻形”并以此来完成精神的超越性，它的历史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古典文艺的不断演进，已经逐渐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从魏晋时代的确立到唐宋文人诗画品评的成熟，再到明清小说中关于人物塑造的理论，这些正是在《庄子》有关形神关系的论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神主形从”的形神观
　　庄子之后直到魏晋以前，较为明确主张“重神轻形”的形神观的是西汉前期深受庄子学说影响的《淮南子》。《淮南子》继承了《庄子》重“神“的观点，纠正了《庄子》过分轻视“形”的极端倾向，认为人有精神、形骸之别，二者所禀不同，“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淮南子•精神训》） ，因此在“形”“神”关系上是“神主形从”，“神”起主宰作用——“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淮南子•原道训》）“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淮南子•诠言训》）。不仅如此，《淮南子》还将“神主形从”的观念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于艺术审美活动中，指出“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说山训》)西施是有名的美女，孟贲是令人生畏的勇士，如果只重外形的描摹而缺少内在精神的揭示和传达，画出来的人物虽美丽或勇猛，却不能打动人，这恰恰是因为缺乏所谓“君形者”——“神”。《淮南子》不仅继承发扬了庄子的“形神”观，而且还将其首次运用于艺术审美领域。但《淮南子》所作的“形神”观艺术探索，并没有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反响，“形神”关系研究在两汉时期依然主要局限在哲学思辨领域内，只是到了魏晋这个中国艺术的“自觉”时代，“形神”范畴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终于真正进入艺术审美领域。
　　2、“征神见貌”的形神观
　　《庄子》形神观在汉晋之际经过人物品藻这一现实化、实用化的中间环节，开始朝艺术审美方向过渡。“人物品藻”最初来源于“人物品评”，往往注重的是对人物的外貌(骨相)、门第、功业、道德、操守等的考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纷争，过去以“德”为主的人物品评标准逐渐为“唯才是举”的原则所取代，三国时魏国刘劭的《人物志》便是集中的代表。《人物志》受到庄子“形神”观的影响，它系统总结了汉以来品评人物的理论和实践，认为“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人物志•九征》），人的形貌、声音和表情的变化都源于内心，“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人物志•九征》），所以可以通过这些外在的表现形式，来准确判断人物的德才。这里，刘劭将庄子的“形神”观作为一种鉴别人才的方法论，把对人物内在精神的洞知与把握当作了人物品鉴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