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和音乐都是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审美情感不仅是电影的基本功能，也是电影音乐最主要的功能。一方面，音乐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另一方面，人类通过音乐来表达情感是获得自我确证的一种方式，而电影音乐在实现自我确证的同时，也实现了画面与音乐所表达情感的相互确证。考察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即可以对此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中国电影音乐萌芽期的音乐基本功能：“乐与政通”

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为《定军山》，这部由我国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先生在镜头前表演录制的影像片段，成为了中国电影诞生的奠基石。

在我国电影艺术初创的默片时期，电影音乐是借鉴模仿美国好莱坞“剧院音乐”的形式。剧场观众在观看电影剧幕上无声黑白影像的同时，由台下小号、钢琴等其他乐器组成的小型乐队，根据剧幕上的影像进行简单的即兴配乐。这种形式的小型乐队的作用一是用来活跃影片现场的气氛，二是为当时的电影画面进行简单配乐，以推动电影情节发展。虽然此时的电影还未形成规范专业的电影音乐配乐，但至少在这个时期，电影在放映画面的同时还是有简单“配乐”的。

《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1]。在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抗日斗争电影的歌曲，如：《毕业歌》、《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当时的歌曲创作者们，把抗日歌曲这种有效的宣传手段成功运用到电影中，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士气。这体现了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这种偏重政治宣传，鼓舞抗日救国军民之士气的特殊功能。

此后，电影主题歌曲便逐步形成。电影《桃李劫》中，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主题歌曲《毕业歌》，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集中体现了电影内容的主题。又如电影《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深刻体现了电影的主题，这时的电影音乐功能与之前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渐渐出现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功能。曾田力、巫睿、李菁、王艳几位学者在《百年中国电影音乐流变》中提到：“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2]

萌芽时期的中国电影音乐并没有表现出很完整的电影音乐美学功能。回顾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期，我们可以看到，默片期的电影音乐主要用于简单的影像配乐，这种粗糙、简单的音画结合方式并不具有太多的音乐美学功能，但是之后电影音乐成为抗日歌曲中政治宣传的工具时，电影音乐开始体现出中国古代孔子音乐美学思想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及“乐与政通”等音乐教化功能与审美教育思想。电影与音乐不仅仅用于简单的结合，而更多地体现出教化宣传的作用，虽然这个作用不是电影音乐美学功能中最主要的本质部分，但是却体现了电影音乐萌芽时期的时代特征，也为电影音乐美学功能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中国电影音乐发展期音乐美学功能之发展：“以乐传情”

这个时期是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影正式进入起步发展时期，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府电影事业发展方针政策下，中国电影业逐渐规模化、专业化，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这些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电影音乐生产创作的主要力量。但是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名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批判，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运动，这对中国电影界造成了巨大的震荡，严重影响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使得我国电影产量直线下降。直到1956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艺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繁荣问题，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造成的消极影响才有所改观。

此后随着一系列会议的深入讨论，电影专家及学者提出了电影创作的新思想，1949年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及1953年的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中均提出了：批判“左倾思想”的错误观点，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电影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这使得电影音乐的关注焦点渐渐转向以“人”为主题的音乐创作思想，出现了多种描写人性、歌颂爱情的经典电影歌曲，如：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电影《芦笙恋歌》的插曲《婚誓》，电影《神秘的旅伴》的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电影《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艳阳天》，电影《宋景诗》插曲《不渡黄河誓不休》等，并深受人民的喜爱。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也渐渐开始，此时还涌现了以何士德、王云阶等为代表的大量优秀中国电影音乐作曲家兼评论家，他们大量撰稿，积极发表音乐评论和音乐批评，活跃了影坛。

但是电影音乐的成长是曲折的，在建国初期的一段发展后，中国电影音乐却受到了大跃进、拔白旗等运动带来的冲击，导致此时的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停滞不前。然而在1961年，在我国热烈庆祝建党40周年之际，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要重视电影创作工作，这促使当时停滞不前的电影创作出现了新的生机。周总理特别指出，献礼片应该增加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一些反映少数民族的喜剧影片尤如此。正是周总理的这个提议，才催生出了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五朵金花》、《刘三姐》等优秀少数民族音乐故事片的诞生。在1961至1962年间，中央文化部门先后颁布了《文艺八条》，即“一、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三、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四、正确开展各种文艺批评；五、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六、培养优秀人材，奖励优秀人材；七、加强团结，继续改造；八、改进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3]以及《电影三十二条》等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与恢复的纲领性文件。1960年之后的中国电影音乐创作渐渐繁荣起来，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电影音乐，如：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雷振邦老师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创作音乐，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主题曲及插曲都广为流传。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老师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瞿维、张鲁、马可为电影《白毛女》作曲，车明为电影《平原游击队》作曲，黄准为电影《红色娘子军》作曲，瞿希贤为电影《青春之歌》作曲，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向异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作曲，刘如曾为电影《祝福》作曲，以上这些作曲家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创作者[2]，同时，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