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审美特点，这与各国及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密不可分。因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个性，在电影的功能和审美习惯上往往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理念，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审美情趣。这些理念和情趣，在电影背景音乐及主题音乐以及各种插曲中表现出来，往往能够鲜明地透露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风格特色，并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或隐或显的个性特征。
　　西方电影音乐的肇始及民族性暗示
　　1893年，爱迪生和他的助手就制作出可以在小西洋镜中放映的电影，但这仅是电影的创始，是无声电影时代的序曲，电影中还不可能有音乐。到了1896年，爱迪生购买了维泰放映机的专利权，这架放映机在同年四月纽约的一家音乐厅展示，从节目单可知，当时有管弦乐队到场，演奏了序曲、幕间休息音乐以及终场音乐，但至今不清楚乐师们在电影放映时是否同步演奏了音乐。然而其他电影原始材料确实说明，在1895年之后，电影放映中的音乐伴奏是常见的。如电影《大都会》中的音乐和影像是一致的，其中的音乐节奏在匹配影像的运动，影像的运动也在匹配音乐的节奏。但在无声电影时代，即使有背景音乐，其民族个性也未能完全展示出来。
　　尽管这些电影音乐都不是完全新的和原创的，但所有的音乐通过节奏风格、音乐特色、演奏方法等，进而指涉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社会环境等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这是不容置疑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即使没有高深音乐造诣的普通观众，大多能听出巴洛克音乐是古典音乐，能识别出爵士乐，能识别出“西班牙风格的”“希腊风格的”“中国风格的”音乐。如用风笛演奏的音乐意味着“苏格兰风格”，用手风琴和曼陀林演奏的优美旋律意味着“意大利风格”。这些不同民族的音乐在电影中的再现，已经把民族的文化特色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如美国西部片中演奏的是“西部音乐”，当人们听到定音鼓的深沉而有节奏的拍子以及有着“陌生”音程的旋律，意在表现美国印第安人踏上了旅程。
　　当我们欣赏电影音乐时，一支音乐的一般风格往往能唤起一定的文化联想。在特定的风格之内，一定的乐句、节奏及主题等也能传达出某种精确的含义。如进行曲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华尔兹令人联想到维也纳盛大舞会的情景；再如《马赛曲》象征着法国，《美好的往日》意味着圣诞节或除夕。这是因为某乐曲与精确、特定的含义联系在一起，或因该音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或因该音乐早已在特定的历史场合中反复使用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式效应。诸如《马赛曲》运用到电影《大都会》中，自然会使我们联想到反叛和革命，它特定的旋律，在历史上是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到一起的，它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传唱的，而且后来成为法国的国歌。
　　具体来说，西方电影音乐在注入情感因素时往往有着时代文化的意义。如美国早期电影音乐反映工人主题的，往往是悲哀的，哪怕像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这样的喜剧、悲剧融合的影片，工人的悲哀是注定了的。因为那是一个把人异化为机器的悲哀时代。在西方，人们一般在大调中体验到的是欢乐，在小调中体验到的往往是悲伤。再如好莱坞歌舞片被认为是其梦幻和神话的一种最典型的体现和载体。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好莱坞歌舞片也成了美国人逃避现实、寻求精神出路的一种寄托。《百老汇的旋律》以其特有的轻歌曼舞、虚幻唯美登上好莱坞大舞台，与经济危机时局看似是极不协调，但这些升平歌舞给苦苦挣扎于贫穷失业，内心极度苦闷的下层人民，恰好提供了心灵的慰藉。
　　好莱坞作曲家们创作的电影音乐，往往表现出对宏伟和奢侈的偏爱，使得庞大的交响乐团富有吸引力。在西方大多数人耳中，晚期浪漫主义的管弦乐，过去乃至当今，都是与严肃音乐以及上流文化同义。而当代作曲家们对这类音乐改编的仿制品应用于好莱坞时，它们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唤起这类内涵，以显示电影的高雅品位。但这种趋势到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更多的是运用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这反映出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当然也不乏回归传统的例子，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老式”而优雅的华尔兹节奏对画面造成了冲击，飞船似乎正伴着音乐起舞。结果整个段落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欢快与喜庆氛围。音乐与飞船看似不和谐，但也正表现了美国民族在艺术上的大胆与创新。
　　即便不是西方影片，有时也能间接透露出西方民族的个性。如影片《桂河大桥》的结尾，画面上出现的是被炸毁的大桥，画外却响起英军俘虏进入战俘营时整齐的脚步声和欢快的口哨声。即使当了俘虏，照样吹着口哨，依然不失英军的乐观、自信，保持着英国人特有的绅士风度，这样的民族个性，在东方人的眼中是那样的匪夷所思。
　　东方电影音乐对民族性的诠释
　　不同的东方民族电影音乐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及民族个性，均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例如印度电影就以其载歌载舞的叙事方式而闻名于世，即使电影的主人公生活拮据时也依然如故，这反映出印度民族乐观向上的性格特征。举世闻名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大篷车》就是典型。这些影片曾把极其热烈的节奏和抒情诗般的令人陶醉的舞蹈，与曲折而极富浪漫情调的印度式爱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折射出浓郁而独特的印度民族特色；同时也将这个古老民族的独特个性张扬得淋漓尽致，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极大地感染了世界。可以说，在印度的许多影片中，歌舞元素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恰与印度民族乐观向上的性格丝丝入扣。以《大篷车》为例，丽莎不仅舞蹈表演精湛绝伦，其歌喉也十分亮丽，绕梁三日不绝于耳，极具感染力之能事。而歌舞又同曲折的剧情、热烈而真挚的爱情联系在一起，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难解难分。这既诠释了印度民族对生命与爱情强烈追求的浓烈韵味，又蕴含着印度民族对宗教的情感皈依，在如歌如梦的宗教氛围中追求人与自然合一的各种玄机，令人观之、听之而动容。
　　再如日本影片《追捕》中不断插入的紧张而极富节奏感的音乐，在推进故事情节的同时，也透露出日本文化的诸多民族元素。日本影片《人证》中的《草帽歌》广为传诵，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些音乐歌曲，虽不像印度歌舞故事片那样极度张扬，但也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表现了日本民族的个性特征。《追捕》的音乐不能不使人想到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这正是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草帽歌》伴随《人证》故事的发展，随处可见身穿和服、踏着碎步缓缓走来的女子，都可以看出日本电影往往善于由外界事物触发低回婉转之幽情，并表现那种在空寂的背景中透出灵性和不屈性格的特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