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材本身来讲,骗子需要神机妙算的头脑和对整个局势的清晰把握,所以若以单纯的线性叙事成文并不能展现骗术的高明。从语言本体来讲,骗子所操纵的是语言的艺术,而小说亦是语言文字所构成,只有语言文字才能够将一整套严密的骗术清晰地呈现给读者,二者在媒介上达成了共识。从作者创作角度来讲,此种写法既符合民间口头故事的缀段性讲法,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又将公案、侦探等小说的悬疑情节引入,吸引住了读者的兴趣。从叙事策略上讲,李渔并不是仅仅按照口头故事的缀段性讲法平实叙述,而是增加了很多叙事技巧以达到烘托贝去戎骗术的效果。例如倒叙手法,在第二个骗酒席故事的开始,作者先不去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从其父母的视角看到其“领了两名脚夫,抬了一桌酒席”的情景,然后再述是如何骗得。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巧妙运用。例如骗管当之人时采取的是纯客观的外视角描写,读者跟随篇中人物的视角移动,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最后行骗得手后,作者方揭秘其是如何骗得。此种方法在公案、悬疑小说中尤其普遍,主要为了渲染一种神秘气氛,使读者有兴趣往下读。
如果将三组故事按照叙事逻辑划分,第一组,所做之事损人利己,为骗而骗,第二组,所做之事损人利己,游戏人生,以显智慧;在这之后行为开始转变“财物到盈干满万之后,若不散些出去,就要作祸生灾”[2]90。于是停了歹事,做起散财好事;第三组,所做之事不再损人利己,甚至是利人利己,为善而骗,顿悟人生,以彰信念。由此一来,李渔不通过累牍的劝说,而是巧妙地运用渐渐深入的叙事将人物性格的转变路径跃然纸上,使读者觉得这是一种符合人性的转变。
二、“骗”的民间讲述
“行骗”故事不仅被文人当作值得玩味的题材,在民间也广受老百姓的喜爱。明清时期“行骗”故事开始以各种类型出现在民间故事之中。根据祁连休主编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我们可以抽取出五个类型:丹客行骗型,试骑骗马型,骗人参型,售墙行骗型,名医遇骗型。其中前两个类型故事出现在明代,后三个类型故事出现在清代。其主要收录来源于文人辑录,也有从近年来国家主持编纂的《民间故事集成》中得来[4]。五种类型行骗故事有的单独成文,有的以连环套行骗的方式成文。笔者注意到,有关“行骗”类型故事在明清时期大量出现,而且无论是文人辑录还是民间口传都是只叙事无议论。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商业社会风气,以及与社会风气相应的市井文风。
当代口传民间故事中也存在很多有关“行骗”的故事。例如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流传着的阿凡提(或者纳斯尔丁)系列故事。像《锅生儿》《报复》《拆我的那一层》都是阿凡提利用聪明才智捉弄地主巴依老爷的经典故事。作为汉族民间故事的代表,耿村①民间故事中也存在着关于“骗子行骗”的故事(如《张糊弄和李瞎话》《张糊弄》等)。我们以篇幅较长的《张糊弄》②为例,来与李渔的《归正楼》进行对比分析。
《张糊弄》主要讲了一连串有趣的故事:一个叫张糊弄的人总是耍小聪明骗人玩,最后被关在麻袋中绑在了山崖边的歪脖子树上。最后骗了放羊的罗锅,罗锅给张糊弄当了替死鬼,到了阴间状告张糊弄。阎王三番五次派小鬼去抓张,却均被戏弄,最后阎王爷亲自去,仍旧上当受骗。整篇故事由9个小故事组成,呈现“缀段性”系列故事结构。1、糊弄卖炸果子(油条)的;2、糊弄卖盆的;3、糊弄亲爹;4、糊弄媳妇和丈母娘;5、糊弄放羊的罗锅;6、糊弄大舌头鬼;7、糊弄大手鬼;8、糊弄红眼子鬼;9、糊弄阎王。从故事情节来看,耿村故事《张糊弄》要比《归正楼》“缀段性”特征突出。没有入话和正话的明显区分,每一个故事都单独成段。如果按照故事内容划分的话可划分为四组:1、2为一组,张糊弄骗外人;3、4为一组,张糊弄骗家人;5为一组,通过罗锅给张糊弄当了替死鬼,到了阴间状告张糊弄而引出骗鬼的下文;6、7、8、9为一组,张糊弄骗鬼。每组故事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人物性格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整个故事从开头“从前有个张糊弄,谁都糊弄”到结尾张糊弄成功逃出阎王殿为止,期间没有任何的道德说教和反思。从以上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出对于同一题材,文人写作和民间口述之间同中有异,在这看似相同的系列故事叙述的背后存在着观念的巨大差异。
三、比较视野下的“骗”故事及理论探讨
通过以上篇幅,分别对“骗”的文人书写和民间讲述进行了展现,接下来从浅层描述到深层意义挖掘进行层级分析,以期在比较视野下呈现“骗”故事的本质问题。
(一)“骗”的叙事形态
首先,“骗”作为一种智慧在故事中表现了三种基本形式:单一式(骗子对被骗之人进行一次性诈骗);连环式(又称连环套,骗子对所骗之人连环下套,这种骗术呈现直线型串联结构,前一个骗局都为后一个做铺垫);并行式(骗子同时骗两或两人以上,利用智慧使得双方均落入套中并产生关系,呈多线型并联结构)。而更为复杂的组合式骗局往往是连环式和并行式并行出现,如贝去戎在第三组骗术中先是骗妓女,然后骗苏一娘,继而将苏一娘蒙在鼓中使其不自觉地成为了骗得仕客富商的帮手。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一般来说,民间故事中的“骗”多以单一式、连环式、并行式等简单形式出现,文人小说中的“骗”不仅有三种简单形式,还加以组合形成更引人入胜的组合复杂式。
而无论哪一种叙述形态的“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骗子的视野永远处于文本的最外层,他永远是知道得最多的那个人。首先,被骗之人的视角处于最内层,骗子处于外层视角鸟瞰把握全局,利用智慧将人蒙蔽。这样一来,骗子与被骗人的二元关系形成了失衡状态,前者处于后者的后方,以一种后设(或者说元)的角度来把握事情的发展。其次,此类故事多为第三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又分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觉和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中,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二者同处于一个视觉层次。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中,叙述者知道的比人物知道的少,骗子的视野高于叙述者。例如,在《归正楼》贝去戎骗管当之人时,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述者的视角属于外在于人物的摄像机式俯瞰视角,只对所见所闻进行了客观描述,读者跟随叙述者、被骗者一起走入了骗子设计的圈套之中。直到最后骗局结束,叙述者才向读者解释其中的奥妙。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骗子的视野永远处于文本的最外层,将被骗之人甚至是读者戏弄。(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