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外王”所得以施行的前提便是由“内圣”与“天下万民”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表现为二者对立。传统的中国没有很强烈的“国家”观念，在“齐家”“治国”后并不停止，而是要进一步“平天下”才能真正完成“外王”。每当知识分子热切呼吁“内圣外王”时，现实的历史环境往往是各方诸侯或军阀分裂割据，独占一隅，天下万民处于割据分裂的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格局分裂的形势中，真正有“外王”志向的“君王”不会满足独占一隅，而是要“为生民请命”、要“为万世开太平”。
人总是不断追求和实现着差异与同一，人有这样双份的内在冲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往往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其目的就是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土地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规模农民起义—土地重新分配—新的土地兼并……这已经成为封建历史的规律。[6]49-53人们在一次次的战争中寻求平等的实现方式，即用不太平的方式寻求太平。通过土地重新分配，人们在经济上求得暂时的平等，然而整个社会伦理、政治依然建立在“内圣外王”的基础上，人们并未改变差序格局的传统，新一轮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又被建立起来。
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境界和人格尊严经由“内圣”已经拉开了差距，导致了“圣人”（或君子）与“天下万民”的对立，即“内圣”产生了同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的差异，而“外王”的施展便是要对这种差异作出一种弥补，这一弥补往往落实到“打土豪”“均分田”此类在经济利益上求得同一的过程中，因为道德境界和人格上的差等已经产生，而经由“外王”所欲求的平等正是基于如此的差等基础之上，故这一求平等的过程不可能致力于消除在道德境界和人格尊严上的差等，而只是致力于另一个领域即区别于道德境界和人格的经济利益领域，故称之为弥补差等而非消除差等。
根据以上分析，“平天下”不仅应该理解为平息战乱继而安定天下万民，还应理解称为“天下万民”重新分配生产资料和社会公共资源，使得每一个家庭可用于农业生产的田地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平等的（即使无法做到数量上的绝对平等，也不妨碍彼此处于同一水平），因为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固然人们之间有因田地多少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并且可以说这种贫富差距正是“平天下”所得以实施的现实基础，然而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差距（贫富分化）也只是一种“平天下”的导火索，是外在于“平天下”或“外王”的本身涵义的，要知道，“平天下”或“外王”的内部基础乃是由“内圣”导致的道德和人格上的差等。
然而，“外王”不止于“平天下”，还要进一步教化万民，达到“家天下”。人们在面临不均时，出于现实会暂时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果真如所说的如此这般吗？均之后依然要面对寡的现实，这是无论如何避不开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环境由于是奉行家庭模式的“差序结构”[7]25-32，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萌发和发展，而且之前的“外王”正是致力于对不均的革命，奉行“家天下”的原则，即天下一家，天下一家非血缘关系上的一家，而是政治模式上的拟血缘关系，这依旧是在运用家庭中的规则来“平天下”。为了巩固“平天下”的成果，万民需要在道德境界上得到进一步教化即向圣人和君子看齐，即万民被教化为努力“内圣”，以进一步达到“家天下”。
这时就陷入一个循环，当人们处于一个“家天下”的社会中时，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和公共资源上不存在多么激烈的竞争，因为“家天下”的原则本就是在经济上和公共资源上求得大家平等，就像家庭成员之间一样;因而在“家天下”的社会中，人们之间存在等级差异，就像在家庭成员之间一样;人们之间讲求礼义仁智信，并以此试图填补人们之间因人格和道德境界导致的差异，就像在家庭成员之间一样;人们若想对这种差异进行弥补（而非消除），便是在讲求礼义仁智信的过程中同时进行“内圣”的修养，就像在家庭成员之间一样。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循环中各个环节存在的差异与同一。“外王”的外部起因固然是物质利益的差异，并且“外王”正是致力于对这一差异的消除，而“外王”的内部基础则是“圣人”与“天下万民”在道德上的差异乃至对立;“内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人们在人格和道德上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同时也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的最佳途径，而人们寻求道德境界的同一途径便是向“圣人”看齐，人们弥补差异的方式是寻求更大的差异，以便使自己居于有利的地位。人们寻求经济上的平等，而寻求人格和道德上的差等，并互相作为对彼此的弥补，就像在家庭成员之间一样。
三、“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意蕴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有一种向“帝王”进言的愿望，如果说“内圣”是对于“天下”和“君子”（或君主、帝王）而言的，那么“外王”则只是要求“君子”要对“天下”实施的。如前所言，先贤圣哲试图将基于人格和道德差异的家庭模式推广至天下，试图在道德和政治中找到可以一以贯之的核心，试图将“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以使两者互为彼此，焕发活力。毕竟我们认为，“外王”若缺少“内圣”的修养，即政治若缺少道德哲学的证明，“便容易流于权术和技巧”;“内圣”若不寻求“外王”来进行实证，即道德哲学若不进入政治事功的领地，“便很难找到其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钥匙，成为与人类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毫无干系的玄思空想”[8]16-28。

　　“内圣”与“外王”的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关系，在儒家思想发端处孔子那里便表现为德性与事功的密切结合。从孔子对其“仁学”思想的诸多阐述中，可发现“修己”是“内圣”的功夫，“安人”“安百姓”便是经济天下万民的外王施展。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论语·壅也》）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仁”（“内圣”）并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在事功，那是圣人要做的事，也就是“外王”，是现实中的圣人日夜操劳的外在事功。而真正的对于普通人能够企及的内圣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自己的切身实际出发的依照能近取譬的规则展开的德性修养。(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