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极具东北地域特色的语言
　　阿成的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口语，因此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塑造的形象、描摹的景物，总是涂染着东北地方的鲜明色彩，弥漫了东北乡土的浓郁气息。因此形成了阿成确立在东北方言口语基础上的语言风格。因方言俗语而显质朴生动，多短句口语而致流畅自然，不尚高扬意绪而求清淡风韵，乡言的泥土气息中蕴藉着作家热情豪爽的个性，例如在《蘑菇气》中：
　　老邱说，炖狗肉，我炖。花椒、八角、鲜姜、辣椒末，我全带着呐。说，农民不会炖。不行。味差远去了。水了巴叽的。又讲：驴肉根本不行。什么“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瞎扯淡。肉，第一是狗肉，第二是羊肉，三是鸡肉，四是牛肉，五才是猪肉。猪肉最没精神，吃了就吃了，一点印象也没有。说着，他狠狠地咽了一大口唾沫。哥几个推了推眼镜，也咽了。
　　从这段阿成对炖狗肉细致地描述，透露出当地人豪放爽快的性情。
　　阿成在小说中还加入大量的口语中的俗语，包括人们平常口头上的一些常见的谩骂之语。除了这些，阿成的口语化还表现在多用积习成俗的习惯语，如“一日夫妻百日恩”、“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还有民间歌谣散曲，如“儿子的江来----爹的桨哎----一桨。一江，一江，一桨”；“赫哲乡的爷们哎，可别喝醉了耶，勃力的野种，该笑话咱们啦”。在这些方言俗语中，有说明时令气候的，有讲人情事理的，有用于山水风光的，有的还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如果从语言学、民俗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方言俗语，也具有很强的资料价值。阿成运用方言古语、方言俗语娴熟如信手拈来，既写人物语言，也写人物行动；既有叙事，也有抒情。
　　阿成作为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他的小说除了上面所说的特色，还呈现出东北人的那种豪爽不羁、乐观自在、诙谐幽默，小说的语言浸润着一种风趣。美国现代幽默学家赫伯·特鲁认为：“幽默是一种特性，它能引发喜悦，带来欢乐，或以愉快的方式娱乐人。”[3]在这里，赫伯·特鲁强调的是幽默的快乐特性和积极作用。所谓风趣，就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对待某些可笑事物的态度。
　　阿成的《鱼从我头顶上飞过去》写的是“我”年轻时去参加一个作家介绍经验的会议的经过。“我”那时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还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议。“我”那时还很贫穷，在去参加会议前一个晚上，老婆特意给“我”洗了衣服“（我”没有新衣服）。第二天，“我”穿着发潮的衣服走了。在会场，当“我”仰视那些作家时，阿成写到：“我只是混在人群中偷偷地仰视着他们。他们几个站成一圈，还有一个挺胖的梳着短发的年轻女人。他们谈笑风生，互相点烟。其中一位不断提裤子的动作，看上去特别潇洒。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提了一下裤子。男人地潇洒一部分是天生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后天学来的。”在这一段回忆中，“提裤子”这给细节动作的展示，刻画出“我”当年的盲目与追风，把内外的一种矛盾袒露出来，自卑而又假装潇洒。“我”在散会后想：“我能行，我必须行。我一旦行了，再找我开会，我就大声地吼：我没空！”这里面有一种“阿Q精神”，充满幻想，写出小人物地向上拼搏地愿望。自己开导自己，让人看了之后不禁莞尔。在这轻松的幻想中，衬托出现实的苍白和无力，又有着自尊自大，阿成勾勒出一个底层小人物的社会境遇中自我安慰的心理。在轻松中包含着深沉。阿成的调侃、幽默如此自然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阿成自身的幽默感很强，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的幽默来自他所熟悉的生活。阿成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广泛接触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他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经验，有很多生活感悟，从而丰富了他的喜剧内涵。在创作中，这些素材很自然地进入到他的视野，从而更加真实、更加丰富。
　　另外，我们看到阿成善于总结和吸收，不断锤炼他的艺术创作。由此来说，他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汪曾祺.年关六赋·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1.
　　[2]罗守让.论阿成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0，（8）.
　　[3]·特鲁.论幽默——幽默的艺术[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陈军（1981—），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助教，银川能源学院基础部，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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