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草叶集》以“草”作为核心的意象。在“草”之中，惠特曼又选择了比较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普通的芦笛作为对象。惠特曼解释道：“芦笛是一种很粗大的带芳香味的草，生长在水塘周围或溪谷中，叶片高约三英尺，通常叫做香菖蒲，在北部和中部各州普遍生长。这个词用在我书中的奇妙意味，也许来自芦笛那最大最硬的叶片，以及它们的新鲜的、水生而带刺鼻气味的花束。”[5]108-109对于芦笛这个意向，有的批评家甚至从它的花穗的形状着眼并加以引申，揭示它就是男同性爱的象征。其实，这种承担象征功能的物是否真的就代表了同性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基本物性——新鲜、带刺鼻气味——能够切实隐喻那核心的带有阳刚之气的美。除了芦笛，惠特曼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写下的12首的爱情组诗《带苔的活橡树》（Live Oak，with Moss），则选取了橡树作为隐喻的意象。
　　劳伦斯也善用隐喻象征，比如“虹”。在《虹》的结尾他写道：“虹拱架在大地上……她通过这道虹看见了大地上的新建筑，看见衰朽不堪的旧房屋、旧工厂都被一扫而光，看见全世界用生气勃勃的真理体制建成，与笼罩大地的苍穹正好协调。”对此，劳伦斯本人明确指出：“虹始终是个象征——一个很好的象征，它代表和平，代表对宇宙和内心世界之间不可动摇的希望的信誉。”[3]232-233当然我们认为他的“情人”更具有本质的代表性。情人貌似是一个直白的意象，是故事的人物，但我们认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私闯者》里的西格蒙特与海伦娜，《儿子与情人》里的保罗与母亲或克拉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的康妮与米凯利或梅勒斯都具有情人的关系。情人不简单的只是一种个人情欲的透射，更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他（她）象征着真正有活力、有生命力、有血有肉的人，代表着对工业文明的抗争。这样的人就不单纯是一个人，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成为一种符号，即原始生命力的符号。因此，情人并不像一般文学中所定型的那样承担着伦理道德的负面属性，相反，他（她）代表的是一种文明属性，从而站在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对立面而彰显自身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劳伦斯通过情人的隐喻传达的是与卢梭文明观和马克思异化论相近的社会批判思想。按照前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不是进步了，反而是后退和堕落，要回到充分满足人的本性和本能的自然状态，就是要过那种不压抑性的真情生活；按照后者，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被异化为物的工具，丧失了人的自由与力量。情人实际上是没有被异化的存在者，他听凭自己的本能而冲动，最终能够冲破工业文明的机械机制，开创新生活。
　　三、“性”的升华──人性的民主与自由
　　正如前面所述，隐喻的运用使得对情爱的性描写有可能通向更深层的意义，由此，写性的笔触伸向了人文主义的高度。写情爱但不止步于单纯的情爱，这是从惠特曼到劳伦斯的英美文学的总体思想格局，正因为此，情爱文学才超越了完全沉浸于顾影自怜式的“闺中体”，也超越了个体的私情我欲，而上升到更加宏大的历史观、社会观与文明观高度，把个体情爱置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命运之中，以文明解读个人，以个人审视文明，从而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惠特曼就曾提出：“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环境、美国和民主？”[5]1024可见，诗人虽然写的是情爱，但是不停留于情爱，他要透过情爱而挖掘自己的时代、环境、国家和理想，振兴美国的文化传统。他通过情爱而呼唤独立与自由，“请仔细静听我此刻对你说的悄悄话吧，我爱你，啊，请全部占有我！啊！你和我干脆把所有其余的人摆脱，逍遥法外，彻底自由”。爱是完美的，性是自由的，“我愿意为你冒一切牺牲，啊，必要时就让我死掉”（《从被抑制的疼痛的河流》）。这种撕心裂肺的呼号，痛彻心扉，使得作为美国精神的自由文化被渲染到极致。他通过情爱而倡导和歌颂平等，首先是肉体与灵魂的平等。在《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他热情地歌颂“男人或女人的肉体的美是难以形容的，肉体本身是难以形容的，男性的肉体是完美的，女性的肉体也是完美的”。进而，在爱情面前，甚至同性爱也不再显得低贱和可耻，因为“爱，他们身体的生命，意义和存在”（《向那花园》），性别只是情爱的分类，却不是情爱的障碍；性只是情爱的基础，但真正的爱还是要超越性，升华为对意义的领悟和享受。于是，“今天我不唱别的，只唱男人们彼此依恋的歌，我把歌声播在富有价值的人生道路上，赠予后人作为健康的爱情的典型”（《在人迹罕至小径间》）。这样，惠特曼通过其独特的性美学表达了灵魂与肉体平等、异性爱与同性爱平等，进而在健康的爱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精神精髓，达到了人性的民主的人文主义高度。
　　与此相应，劳伦斯也以情爱来透视整个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具有机械性，而丧失了三个主要的主题：古希腊文化贡献的幸福主题、近现代哲学贡献的自由主题、整个西方文明的人性恒久主题。资本主义文明下的人就像机器，毫无表情、按部就班地存活着。为此，劳伦斯主张“通过性使英国获得新生”，这样就把情爱与社会文明联系了起来。正是由于写情爱而不耽于情爱，劳伦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惠特曼的生命学说是一种新的伟大的道德”，透过情爱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尽管劳伦斯对惠特曼不乏批评，但他还是郑重地接受了惠特曼所强调的“伙伴之爱”，并把这种情爱作为文明观世界观的新基点。劳伦斯认为，惠特曼是当代人中唯一从正面了解到这一点的人。他进一步主张，“新的世界将建立在伙伴之爱的基础上”、“新的神圣的最高级的伙伴关系在等待我们，人类的未来决定于我们进入这种关系的途径。它是无畏的、正直的、自我负责的男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完美的磁性引力的平衡”。[5]322其实，这并不等于主张同性爱，而是主张建立起这种特质的和谐的两性关系。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过分纠缠于劳伦斯是否透露出和惠特曼一样的同性恋癖好，而应该认识到作家对人性自由的坚持，真正理解他们以文学家身份对未来世界的有责任的思索和美好的设想。英美文学的整个基底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意识和心灵世界，因此，文学家对未来世界的考虑当然不能主要依靠于科学进步，而是依赖于人的精神的革新与升华。文学对于世界的思考带有伦理道德性，也就是期冀通过道德的自觉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此，惠特曼到劳伦斯所强调的情爱，实际上是一种扩展了的爱，它虽然不贬低肉体，但最终还是升华到一种纯粹的道德品质，形成一种兼爱的人际关系。这种爱是健康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它是新世界的可能基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