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籍作家，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的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个评价恰恰是对莫言那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寻根”小说之特点的高度概括。
　　一、魔幻的“根”
　　从最初的生长土壤来看，“魔幻现实主义”的“根”并没有扎于文学。1925年，德国批评家弗朗茨·罗在其论文《后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当代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用以指代后期的表现主义美术。待“魔幻现实主义”出现在文学领域已是1948年的事了：委内瑞拉的乌斯拉尔·彼得里在他的著作中率先使用这一概念进行了文学评论。然而，真正以“魔幻现实主义”命名拉美地区文学作品的是安赫尔·弗洛雷。这位拉美裔美国批评家在1954年全美文学教授协会年会的发言颇具标志性，他对“魔幻现实主义”的阐释是“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多是以拉美本土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状态为主要表现对象，作家们通过一些西欧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来营造一种奇幻而神秘的故事氛围，在想象和虚构中述说历史和现实。诚然，中国人对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认识多停留在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上，但实际上，这一创作群体还包括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委内瑞拉的阿尔图罗·乌斯拉尔·彼得、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安·鲁尔弗等。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以汹涌的潮流之势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不仅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推向了自身发展的巅峰，更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魔幻现实主义热潮。恰恰是在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们逐渐认识到，单纯地从政治层面揭露历史伤疤或反思过往错误并不足以触碰到民族灵魂的最深处，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深入挖掘民族历史文化来找寻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之所在，“寻根文学”便应运而生了。两股潮流所以能够在中国融汇，一方面在于拉美和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都非常复杂，而且都有着被殖民和被侵略的波折历史命运，这就在外部上形成了一种共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拉美地区各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着自己丰富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尽管两个地区的文化在内容上极为不同，却拥有着相似的内部传承愿望。在寻根文学的创作队伍当中，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吸收和借鉴得最为全面而得当的应属莫言。
　　莫言小说的魔幻之“根”在于对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学习和借鉴，关于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也多有提及。在《两座灼热的高炉》中他曾这样说：“我在1985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然而，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也曾一度引发广大读者和学者的质疑，即认为他的小说创作完全是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模仿，这其中既包括对于民族历史的虚构化，也包括对民俗民风的神秘化。关于这种质疑，莫言后来也给出了回应：“80年代后期，我也是很忌讳别人说自己受到了外国作家影响的……近年来我的想法有了变化，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焦虑……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之所以成为名家……与他们广泛地、大胆地向同行学习、借鉴是分不开的。”其实，莫言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他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执著追寻。这个以会讲故事而闻名世界的中国作家，并不仅仅是因为善于构筑精妙的叙事框架而走出国门的，真正让他能够与诸名家一同被载入世界文学史的是独属于他的孤独而坚韧的地域之根、民族之根和人性之根。所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于莫言的小说创作必是锦上添花的，但这“锦”说到底，还是中国的寻根文学。
　　二、“根”的魔幻
　　作家莫言的“寻根”之旅是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起步的，地域之根、民族之根和人性之根是他小说创作的三块基石，其精神内蕴贯穿着他的每一部作品。
　　莫言小说的地域之根集中生发在他所营造的神秘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最早见于其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以及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一样，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地理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当中。但是，研究者们依旧可以通过作者的成长背景寻找到它的原型，即莫言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高密是胶莱平原的腹地，拥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齐文化、鲁文化、龙山文化、海岱文化都发端于此，齐国国相晏婴、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和清代大学士刘墉皆是高密的骄傲，而素有高密“民艺四宝”的扑灰年画、茂腔、剪纸和聂家庄泥塑亦是国家首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莫言在这块文化宝地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二十年，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凝聚了山东人的性格特点，比如豪爽、仗义、诚恳，也有执拗、倔强甚至疯狂。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实际上，亦有一方人演绎一方故事。其实莫言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其生活原型；《蛙》中的妇产科大夫的原型是莫言的小姑管贻兰；《丰乳肥臀》中则有莫言母亲的影子潜藏其中；此外莫言自己也曾多次表示，他的亲人、朋友和乡亲们都曾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民族之根是莫言小说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得以生成和弥漫的根本动力。如果说马尔克斯的魔幻来源于哥伦比亚和它背后古老而神奇的传说；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魔幻得益于墨西哥的历史和他对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熟稔；那么莫言小说的魔幻则萌生于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且特别受到了齐文化的影响。齐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多年的东夷文化，巫蛊学是东夷文化的主流，这种希图借助神秘超人力量来控制他人的民俗信仰让齐文化在诞生伊始就充满了神奇迷幻的气息。莫言与齐文化之间的桥梁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多来自民间传说，天地阴阳、神仙鬼怪、人情冷暖，无所不包。莫言在沿袭了蒲松龄小说奇幻诡异的叙事风格后，又积极地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象征、夸张、荒诞、意识流等表现技法融入到了他的创作当中。《生蹼的祖先们》当中，亡故的爷爷再次复活，不仅能谈话，还吃了几只炒蝎子；《四十一炮》里，人与佛、妖、鬼竟然同存于一个空间当中；《怀抱鲜花的女人》虽以现实为依托，但上尉军官在遇见怀抱鲜花的女人之后所经历的一切都十分离奇。现实生活的传说化和寓言化让莫言发现了一个深层的民族问题，即种的退化。原始生命的顽强与热烈虽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但掩盖不了它濒临灭绝的残酷真相。(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