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性新历史主义
　　看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少女小渔》……单从作品名称就能看出她对女性形象的偏爱。《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更是以女人的角度切入历史，记述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与《青春之歌》、这样的女性成长题材的历史小说有着完全不同的写作特色。刘思谦以及她的几位学生在2003年发表的一组笔谈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女性新历史小说”的概念。她指出“女性新历史小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加盟以男性为主体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以来，其发展趋势一直呈上升势头”。“女性新历史小说”的概念的确立，是在传统历史小说与男性历史小说双重观照的体系中实现的[5]。严歌苓在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清理并建构了女性的历史，她不仅将新历史小说转向性别观照，也是对小说中男性话语的一种清理，更是新历史小说站在女性的立场对人性的深入思考。
　　严歌苓关注极为普通的小女人在历史激流中的嬗变或者坚毅，有“人搀扶不走，鬼搀着直转”的田苏菲，有“不知惧怕，没有胆怯”的王葡萄，有日本战败后遗留的女子“多鹤”，有漂洋过海的低智妓女“扶桑”
　　王葡萄身边的人相继在斗争与饥荒中离开人世，可她却能够保全性命，一口粮两人吃，还有那送走的娃，都能在中国最颠簸动荡的一段历史大潮中全身而退。她不做先进不做模范，对一个又一个运动很无知，用书里干部的话说就是“觉悟太低”，可是王葡萄该懂的都懂，怎么照顾隐藏的公爹、怎么与男人周旋、怎么在大跃进和自然灾害里不让自己饿死，她都懂，唯独对那些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浑然不知。她一直都是乐乐的，这乐观是一种对一切苦难的无畏和随时随地自得其乐的天性。她把一切苦难看成了一阵定向的风，永远只是吹过，却永远没个完，那又何须操心？“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严歌苓在书写着母性的伟大和坚强，一边消解着貌似宏大实则空洞的意义，一边重建着卑微却又崇高的女性形象。
　　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男人是社会、家庭的中心，女性充其量只能证明男性价值及其存在的价值符号和工具。而田苏菲在更迭的历史动荡中，偏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文革的时候，煤球站没人上班了，米店也不开门，肉食也是闪电式供应。这个单纯的女演员自己轧煤球，排队买米抢肉，也学会用当地话和泼妇对骂、踢打，晚上到河沟里抓蛤蟆，就为了给改造中的丈夫一顿肉菜。面对欧阳萸多次的感情背叛，田苏菲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计较，竭力地挽回；到运动的时候，欧阳萸遭遇冲击、审判，田苏菲表现了不离不弃；最后欧阳萸被送去劳教了，田苏菲宁愿放弃热爱的演艺事业，也不和欧阳萸划清界限。而她却依然希望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更好，那样喊欧老师的女人就不剩几个了，她就能守着他安安静静享几年清福了。《一个女人的史诗》实际上就是书写了一个女人心灵的苦难史，在平凡的生活中展现了女人心灵经受磨难时依然持有的坚毅和母性魅力。
　　自有文明史以来，男权优势一直在左右着历史的发展，严歌苓打破了原有的男性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这不只表现在故事主人公是女性，更多的意义在于女性成为推动故事发展变化的积极助力，她们通常在无法改变的困境中发挥出被搁置的母性，对男人发出救赎，和以往文学中女性作为弱者而出现的写作面貌不同，而表现出远离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女性的人生际遇来梳理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男性的精神的孱弱与人格的畸形、塑造真实复杂的女性形象、肯定女性欲望等诸多特征[6]。
　　结语
　　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严歌苓人生最为关键的启蒙阶段，然而，串联、批斗、游街、大字报、身边熟人命运遭际的瞬息万变，都在潜意识里改变了那个时代学生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四人帮”打倒后，从前人们奉为经典和偶像的东西在一夜间销声匿迹，这种变化的速度都让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感到困惑，所谓神话的快速拆解使他们认识到现实的荒诞性，于是对以往的正史也产生了疑惑和思索。因此，严歌苓的历史题材小说摆脱了正史的宏大叙事，通过对历史的个性化还原，发掘了逼近历史真相的民间记忆。（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黄健：《穿越传统的历史想象—关于新历史小说精神的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35页。
　　[2]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10年3月，第8页。
　　[3]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10年3月，第189页。
　　[4]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作家出版社，2010年4月，第32页。
　　[5] 刘思谦：《走进历史隧洞的女性写作》，《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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