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苗苗（1989—），女，山东枣庄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过文革、改革开放、出国的生活，也许恰是这样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使她的作品在华语文学作家中独树一帜。严歌苓的小说所贯穿的历史跨度和社会背景的变迁是非常大的，主人公在时光的流转中成长、迁徙、改变。例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经历的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小姨多鹤》中张俭家在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日建交的发展中，不断躲避搬迁；《第九个寡妇》跨越了长长的历史鸿沟，从王葡萄的十七岁开始讲起，行走了大约三十余年，逾越了那几个更迭的年代……严歌苓的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新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的“新”不在于它所表现的某一段历史时代或某些新的写作技巧等方面，而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精神特质上。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无论是民国题材还是古代题材，无论是否关涉革命的主题，只要是符合了新历史小说的这种自由精神的，都应包含在此范畴之内[1]。严歌苓的新历史主义写作体现在：
　　一、否定与解构
　　严歌苓解构经典体现在颠覆经典指涉的权力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部分，通过精心打造并成为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红色经典，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致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与传统宏大叙事的英雄主义主题相比，在严歌苓的小说文本中，读者看到的不是奋力抗敌的英雄，而是想法设法逃脱的非英雄行为。在《第九个寡妇》中，八个媳妇平日受婆家的气，就用自己丈夫的命换回了“老八”，而当一个“老八”说，“说啥也得把他们救回来。”没人吭气。老八又说：“只要咱这几个老八活一天，就记着这一天是谁给的。”还是没人吭气[2]。《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参加革命是为了躲避母亲的打骂，要去革命就不必自首毛衣的事，就脱离了那座阴暗下贱的小城，“自己要不来革命，哪来这些风头出”。这就消解了革命者奋斗动机的伟大意义。面对伤员吴大姐，两位同志想丢弃她，居然以“光荣而伟大的组织原则”来掩盖内心的自私，老革命欧阳萸说“只要运动一来，就没有脑子就没有安好心的”，这和以往的革命小说中，战士们以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是截然不同的，勇敢和怯懦、爱国和自私的界限被模糊，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被消解。所以，在英雄壮烈牺牲的背后，不过是蝇营狗苟的人生；在所谓正义的光环下，却又无数非人道非正义的行为。
　　在红色经典的等级序列里有两种相对的力量，一种是代表先进的、革命的力量，另一种是封建的、落后的力量。严歌苓采取了与红色经典叙述方式不同的态度，颠覆了他们的对立关系。王葡萄（《第九个寡妇》）作为一个思想未觉悟，改造不积极的封建童养媳，却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史冬喜、史春喜等产生了恋情和肉体关系。这种颠覆等级的思想使作者在写作中由此而生发出对现有秩序的无常之感，在小说中历史的存在也趋向于把握不定而产生虚无之感。
　　作为公社书记的史春喜，喜欢和葡萄发生性关系，却又为和这种愚昧的人而感到窝囊，但又每每不能自已地去找她。“连个愚钝的女子我都治不住，我还治五十个村呢”[3]，然而就是这个书记，当县里领导来视察，他就用麦子盖着沙土堆，完成了亩产八千斤。他布置景观经验丰富了，成了个最有培养前途的干部，然而越来越多的人饿死了，饥馑是全省闻名的。他要和葡萄幽会的字条却成为葡萄的保护伞——保护她藏在地窖的公公。这个人前威武的无产阶级领导却惧怕一个不觉悟的寡妇，不得不保护自己的专政对象—地主孙怀清。因此，在以往的作品中以正史面目出现的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往往被野史的反证所瓦解，经过颠覆之后的历史不再是权威的、崇高的、伟岸的，而是充满了盘根错节的矛盾，卑琐的权力之争甚至是卑鄙下流的种种行径。
　　二、民间化记忆
　　在中国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一个很突出的精神特征便是以革命理论、理想生活的蓝图规范、改造历史中的庸俗。严歌苓对神圣历史的叙事，不是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政治反思小说，而呈现出一种淡漠、消解，甚至戏谑的场景，并因此表现了更具个人化、民间化的生存体验，而不是被合法陈述的革命史、国史。在以往绵延的时间长河中，截取自己感兴趣的横截面，以个性化的方式打断、重组历史，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边缘化、戏谑化等艺术手法自由阐释个体心目中的多元历史观念。她所把握的只是当下的世俗生活，并不断消解着革命者身上的神圣光环和政治觉悟，极力表现他们的自私、粗俗，从而将他们还原到凡人在历史中生存的真实面貌。
　　严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利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的突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没有描写革命战争的波澜壮阔，而是从小民的角度来观察恢弘的历史事件，带给人们更为真切的历史感受，表现出作者在迷惘心态中对历史意义的个性化理解。在田苏菲眼里，革命的成功之处在于小城散漫、流气的坏习性，小菲妈依旧认为解放军就是土匪，在小菲母亲的眼里，共产党功德仅仅在于“封了妓院，除掉了把男人引坏把女人弄脏的地方”[4]。严歌苓在塑造田苏菲这一艺术形象时，是以现代凡夫俗子的立场，表述她在历史中的个人记忆，历史的神圣、崇高、伟大已然退却，所谓的战争、社会变革、重大灾难全部化作日常生活环境，从而凸显出历史在民间的平实场景。

     《第九个寡妇》以近乎编年体的笔法原生态地展现了中国上世界40年代至80年代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却在王葡萄眼中展现为一幕幕闹剧的更替——中国现代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打”“斗”，而平民阶级就是“躲”，这也部分地代表了中国非领导阶级的历史观。因此，底层人民如何在选获得历史中苟活，自救，偷生，就成为她述说的重要焦点。在饥荒的年月，那些善良淳朴的人在受尽折磨以后一个个死去，带着无奈、羞辱与不甘，吃白土，啃树皮，甚至从牛粪里淘未消化的粮食吃，孩子眼神都像恶狼冒着火光……严歌苓用一种纪录片的外在方式完成了对个人传奇的书写，而个人的悲剧皆来自于历史的荒诞。严歌苓既有文本历史的传统视域，更有跨时代眼光和悲悯情怀，填补了被正史忽略的故事，改革自上而下执行时的偏颇给人民带来的伤害和恐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