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后的今天，屈原的人物形象依然为人们所熟识乐道。这不仅是因为屈原创作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离骚》，形成了“骚体”文学①，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诗人兼政治家的悲剧形象②。屈原一生的悲剧有众多难以释怀的原因，千百年来有许多人对其进行探索，只为寻找屈原飘散的忠魂，亦慰藉其坎坷的一生，前人有颇多合理精辟的见解，如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③和郭维森的《屈原评传》④。笔者将只从以下五个方面做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出身高贵，天然的贵族气质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⑤《正义》云之：“屈、景、昭皆楚之族。”可见屈姓乃为楚之大姓，名门显赫之族，自然多了份高贵和傲骨，这在郭维森的《屈原评传》有详细的说明⑥，我认为是合适的。王逸云：“楚王姓都是，生子暇，受屈为卿，因以为民。”向我们道出了屈姓的来源，也进一步解释了屈氏家族的高贵和屈原出身的显赫。如此显赫的家族，如此高贵的血统，想必肯定会有鸿鹄的壮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⑦也就从源头上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因为站得高，所以看得远；因为与生俱来的责任让其别无选择，只有将其毕生的精力奉献于国家。但可悲的是，时不我与，他的傲气和高贵必然会是失败和悲剧的命运⑧。
　　 二、身居高位，自然的政治责任
　　 “为楚怀王左徒。”表明屈原的官职很高，正所谓“在其位而谋其政”，又加之其“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可谓是才高八斗，能力超凡，所以就“入则与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就使得“王甚仁之”。由此观之，屈原并非只是由于出身显赫而身居高位的，更是因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对内可以管理国事，为楚王分忧解难；对外则可以独当一面，搞好楚国的邦交，使楚国外和内兴。而也是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给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⑨。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又云“功高震主”，再加之奸佞小人的嫉贤妒能，妖言惑众，恐怕日子就很难过了⑩。古代社会不乏忠心为主的贤才之士为奸佞小人所害的事例，正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作为君主，高高在上，怎会听得进刺耳之音呢？又有哪位君主能像《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齐威王一样，敢于听信忠言，一如既往呢？但是作为臣子，为王上分忧，为黎民解难是其本分。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没有那个忠心于江山社稷的臣子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以真正的置身事外、逍遥自在。
　　 三、正道直行，必然的见疑被谤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官场上是很有规矩的，换句话说是很有“学问”的，不善于为人处世，不善于左右逢源，是很难在官场上立足的,这在王海星的《从“ 三对冲突” 谈屈原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和杜道明的《试论屈原悲剧的必然性》文章里都有详细的论述，笔者认为甚是。屈原的高贵出身和非凡能力是他不愿意甚至可以说是不屑于卑躬屈膝，不愿意违背内心阿谀奉承，媚上欺下，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众所周知“树大招风”，有时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由于“馋人间之”，导致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里不是在批评屈原不谙世事，而是指出社会、官场的无比凶险。一个公正刚直的人必然不会碍于私人交情，更不会委曲求全来保住自己的职位，所以屈原先是因为“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而后造成“谗陷之蔽明也，王听之不聪”，可谓是痛心疾首，哀婉凄绝。古人有云“以出仕的心态做人，以入仕的心态做事”，可见古人对于做人和做事还是颇有研究的。屈原的做人方面无可挑剔，但其做事的方法却也值得商榷。
　　 四、众人皆醉，黯然的举世混浊
　　 屈原的悲剧行为不仅体现在主观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外部原因。一方面是是由于出身不凡和能力超群而招致小人的妒忌和陷害，即“上官大夫也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由此可见小人陷害他是因为内心的不平衡，想要“争宠”而导致“心害其能”。另一方面则是楚王对他的猜疑、不信任以及放逐，从《史记》的记载来看楚怀王不但无知，而且极为昏庸，遇到这样的昏君，而又有一个为王尽忠、为国效力的贤才，悲剧就必然会产生了。怀王轻信张仪的许诺而与齐绝交以及后来的被骗，更至于后来的被囚与秦，可见一根昏君的下场也恰如其分，即“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祸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但这也加深了屈原的伤感，古人的忠君和爱国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可以说是浑然一体的，因此面对这种变故屈原不可能会无动于衷。相反，则会因为政治责任感的驱使而愈加悲痛，也必然会在心里和言语中迁怒于子兰、上官大夫，也就必然会遭到折磨陷害，下场悲惨。由此可见，屈原的周围有一批偷奸耍滑、嫉贤妒能、妖言惑众的歹毒小人，更有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刚愎自用的昏庸楚王，悲剧便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生，可以说屈原的悲剧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此。
　　 五、存君兴国，决然的赴死汨罗
　　 真正的士大夫是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气节的，所以当理想破灭时，便只有以身殉节了，这在毛庆的《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也有较为客观地分析，笔者认为分析的很正确。正如“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可见屈原对于自己的悲剧命运有着异乎寻常的清醒认识，他明确知道自己不可能力挽狂澜，但却心有不甘，而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某些小人的心必然是恶毒的，当被逼迫到所有的幻想和希望都被打碎，而又不愿“随其流而扬起波”时，就只能“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暖乎！”曹晋在《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中有独到的见解，可见屈原也是明智之人，宁死也不愿与浊流混合，玷污自己的名声，可谓是真性情，不矫揉造作，值得今人为之著书立传，口耳相传。
　　 那么，作为后人我们已更改如何客观地看待屈原这个人的悲剧命运呢？屈原之后的一些人认为屈原的忠君爱国是“愚忠”，是一种迂腐顽固的行为。因为在春秋时代“良禽择木而栖”，士人可以周游列国，寻找适合自己的舞台，商鞅、张仪、苏秦无不如此。但笔者不这么认为：一方面,对于屈原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其置身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还原其社会背景和生存状况。屈原生于战国乱世，而且又出身高贵、位居高位，他不可能不为不为楚国和楚王分忧解难。另一方面，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实体现，这与司马迁的描写不无关系，二者有着近乎相同的人生境遇，只不过司马迁为了理想而苟活于世，但其内心的苦闷和惆怅确是痛彻心扉、深入骨髓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