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诗经》传授的兴盛时代，也是《诗经》说解的兴盛时代。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前三家诗先后亡佚，唯有《毛诗》独存，并流传至今。所以现在人们研究汉代《诗经》的传授和说解，只有以《毛诗》为依据。
　　《毛诗》是由《诗序》和《故训传》两部分构成，《诗序》又有《大序》和《小序》之分。关于《毛诗》，历来学者聚讼纷纭，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诗序》的作者问题。有人认为《大序》为子夏作，《小序》为子夏、毛公合作；有人认为《大序》《小序》均为东汉卫宏作。二是《故训传》的作者问题。有人认为《故训传》为毛亨所作；有人认为《故训传》为毛苌所作。三是《诗序》的存废问题。持《诗序》为子夏、毛公作者，认为子夏是孔子的弟子，汉人毛公去古未远，他们对《诗经》篇义的说解，属孔门真传，必有依据，应谨遵不失；持《诗序》为卫宏作者，认为卫宏对《诗经》篇义的说解，不过是他个人的见解，而且多牵强附会当时史事，不足征信。对于上之争论，各家都占有一些材料，具有一定的理由，现在看来，在没有发现新的铁证材料的情况下，很难裁定谁是谁非。对于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可以继续讨论，但不论怎样，《毛诗》作为古人对《诗经》篇义的一种说解，它是客观存在的。不管《诗序》《故训传》为谁所作，不管《诗序》对《诗经》篇义的说解正确与否，《毛诗》实实在在地主要反映了汉代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对古诗说解的一些情况。中国的诗歌说解在《毛诗》之前就已有之，但《毛诗》的诗歌说解有许多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其在中国古代诗歌说解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以下笔者就对此谈些个人浅见。
　　首先，《毛诗》使诗歌说解从寻章摘句、笼统概括走向完整系统、细致具体。《毛传》之前的中国古代诗歌说解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这我们可以从先秦历史著作和诸子著作的一些零散记载中窥见一斑。但由于这些记载不够完整系统，所以我们也很难看到当时诗歌说解的全貌。就现有资料而言，《毛传》之前较有代表性的诗歌说解者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诗歌说解主要见于《论语》。如《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经》矣。’”①这段话记写的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拿《诗经•卫风•硕人》中的三句诗来向孔子请教它的含义，孔子对子夏提出的问题没有作正面的回答，而是用“绘事后素”这一比喻，来说明他对这几句诗的认识理解。孔子对《诗经•卫风•硕人》中三句诗的说解，是对个别诗句的理解、感受、想象。又如《论语•八佾》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②《关雎》是《诗经•周南》中的第一篇，全诗有五章，写的是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位温柔美丽的姑娘，他时刻思慕她，渴望和她结为伴侣的情形。诗中对这位男子情感的描写非常细致具体，写了他对淑女的企盼、思慕，写了他求之不得时的哀愁、痛苦，写了他想象迎娶时的欢乐。孔子在说解这首诗时，用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极为笼统概括之语。孟子的诗歌说解主要见于《孟子》。如《孟子•万章上》载：“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③这里，孟子在与咸丘蒙的谈话中，纠正了咸丘蒙对《诗经•小雅•北山》中四句诗理解的错误，并用“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一句说解了此诗的主题。又如《孟子•告子下》载：公孙丑问曰: “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 “怨。”曰: “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经》也!”④高子所言的《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据说是周幽王宠褒姒而驱逐了太子宜臼，此诗为宜臼自作或他的老师代作。诗中抒发了儿子被父亲放逐的哀怨之情。公孙丑就此诗是不是小人之诗的问题请教孟子，孟子在回答公孙丑的提问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小弁》中所表现的情感进行了概括说解，认为此诗不是小人之诗。从以上所举之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和孟子的诗歌说解要么是对个别诗句的认识理解，要么是对某篇诗笼统概括的评说，诗歌说解缺乏完整系统性，且不够细致具体。《毛诗》的诗歌说解却与孔子、孟子的诗歌说解有很大的不同，它有明确的完整系统意识。从大的方面看，它把《诗经》作为一部作品来看待，整个说解分为《诗序》和《故训传》两大部分。《诗序》又分《大序》和《小序》。《大序》主要从理论上系统阐述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小序》主要是对具体诗篇的说解，或说解诗之内容，或揭示诗之主旨，或说明诗之背景，有时对一篇诗的说解还兼而有之。《故训传》主要是对诗中一些词、句说解，有时还揭示诗句的表现手法和所蕴含的情感，为理解整个诗篇铺路。从小的方面看，它对一首诗的说解，一般先进行“题解”，然后再对诗中的词、句进行说解。《毛诗》对《诗经》中诗篇的说解，虽各部分分工明确，但联系起来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完整系统、细致具体、思路清晰。《毛诗》的这种说解诗歌的方法，使中国古代诗歌说解，在孔子、孟子诗歌说解的基础上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它为后人的诗歌说解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其次，《毛诗》创立了诗歌说解中“题解”这一形式。孔子、孟子的诗歌说解，寻章摘句、概括笼统、零零碎碎、简简单单，在他们的诗歌说解中，没有“题解”。《毛诗》在对诗歌的说解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小序》这种“题解”形式，对诗篇的诸多方面给予说解。如《 风•载驰》中的《小序》说：“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⑤此“题解”指出了诗的作者、背景和作者作此诗的原因。再如《卫风•伯兮》中的《小序》说：“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返焉。”⑥此“题解”揭示了诗的思想主旨和诗的主要内容。又如《秦风•黄鸟》中的《小序》说：“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⑦此“题解”揭示了诗的思想主旨和作诗的缘由。又如《豳风•东山》中的《小序》说：“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其时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之，说以使民，民忘其死，其为东山乎？”⑧此“题解”介绍了诗之背景，揭示了此诗创作的缘由，概括了每章的内容，阐述了君子体恤下民的作用。又如《小雅•鹿鸣》中的《小序》说：“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⑨此“题解”阐述了诗的内容和诗的价值。在这些“题解”中，或指明诗的作者和其作诗的缘由；或揭示诗的主旨和概括诗的内容；或阐述诗的背景和诗人作诗的动机，或申述诗的内容和诗的价值。这些都是《小序》的作者读诗后对诗的认识、理解、评说，它列于《诗经》中的各篇诗之前，成为对具体诗篇说解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小序》关于《诗经》篇义的说解，自宋代以来，就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攻击，认为它牵强附会，曲解诗义，对其应全盘否定。平心而论，《小序》中对《诗经》篇义的说解确有不确之处，如把《周南》中的许多诗都和后妃联系起来，把《邶风•雄雉》这首思妇诗，说成是“刺卫宣公也”。但《小序》中对《诗经》篇义的说解也不是每个都是错的。如对《大雅》《小雅》中许多诗篇义的说解就较多可信，对《 风•载驰》《郑风•清风》《秦风•黄鸟》《秦风•渭阳》等诗篇义的说解，也都是合理正确的。客观地讲，《小序》在对《诗经》篇义的解说中，虽然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其首创的“题解”这一诗歌说解形式却不容否定，在其后的许多诗歌说解者及其说解著作中，都具有“题解”或类似于“题解”的这种解诗形式，直至今天，在许多古代诗歌的解析文章中，也都有“题解”这种形式，可见其影响之大。对于《毛诗序》的评价问题，曹道衡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关于《毛诗序》的评价问题，似不应仅仅着眼于其对某些篇章的解说是否正确，而更应注意到它在两千多年的《诗经》研究中，它究竟起着什么作用，有什么历史地位。”⑩笔者认为曹先生讲的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