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德描述浮士德面对靡非斯陀的引诱,追求的精神并没有息止,他并没有一味地沉迷于世俗享乐中,他始终持有一种不断向上求索的追求精神。浮士德在魔鬼的诱使下不懈追求着,就像那个明知巨石还要从山上滚下来,却绝不停息,毅然把它推上山,如此往复,终日不息的西西弗斯。他们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人类精神,不断地尝试、不断地追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与宗教神学相抗衡的一个“人”的形象,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下,人开始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宗教神学的神秘面纱被撕破,在人的面前,神失去了法力,还原人本位状态,浮士德便是这一时代“人”的真实再现。在《浮士德》这部作品中,歌德对人类理性给予了极力的肯定。歌德将理性这一时代精神展示出来,主要是借助于浮士德和靡非斯陀这两个人物形象,但采取的角度却不大相同,浮士德这一人物形象张扬个体生命的力量,永不满足,永远持有一种进取的、向上的精神信仰。而靡非斯陀是以一个全能的智者的形象出现的,他始终站在一个至高点上,以清醒的理性的意识冷眼观看现实世界,他于反讽的、诙谐的口吻中言说的却是真理。 在伏尔泰《天真汉》一书中,他描绘到天真汉时候,有一段这样的描述,“他回答:‘我信我的教,正象你们信你们的教。’”人具有选择的自由,而这种选择是有意识,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我信我的教”,也就是信奉个人的感知,聆听个体理性的引导,而不信奉任何来自个体之外的他力量的教条法规,天真汉追求的是人之天生的自由状态,尤其是保持个体精神信仰的独立状态,他守护着个体独立的精神家园,捍卫了个体灵魂的自由。“天真汉回答,他不需要征求谁的同意;把自己份内的事去问别人,太可笑了;只要双方自愿,就无需第三者撮合。他说:‘我想吃饭,打猎,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跟别人商量;我知道为了爱情的事,不妨征求对方同意;但我既不爱上我的叔父,也不爱上我的姑母,当然不用去请教他们;倘若相信我这个话,你也不必去问圣•伊佛神甫。’”天真汉的这一段关于爱情的经典论述,恰当地论述了爱情与人的关系,爱情的萌生是出自于个体人的内心的真实的情感需要,追求爱情是人之自然本性的流露,“一切发自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诚、纯朴的情感与自然欲望,也都是合乎自然法则、合乎理性原则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天真汉对待爱情,他听凭的是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人应按自己的本能、情感和良知,遵循良心的呼声和内心的感觉去行动,我的爱情与他人无关,追求爱情无需去请示他人的意见,倡导个体恋爱的自由与权力,天真汉听凭理性的思维,大胆地说出了爱情的真谛,捍卫了自己爱的权利与自由。个体精神信仰与追求具有自主性,最终导致的将是个体自我的丧失、个体自我主体性的被剥夺。
　　十八世纪的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对个体本位主义的体现,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一种延伸和发展,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旨在张扬人的自我,崇尚个性,追求自由与解放,因而在广泛意义上都属于“人本主义”范畴。十八世纪自然理性之风的掀起,昭示着其与过去的理性是不同的,其自然理性是为整个社会所拥有,让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被奴役性和自由本我的丧失,用这样的大旗去捍卫自我的权利和自由,为个体人性的重拾而呐喊。启蒙学者所说的“自然”则就是指“天然”、“本性”、“固有”的意思。因此,“自然人性”也就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属性,它属于人本身的属性,因而不需要人之外的力量去赋予、去造就。那么,这种“天然的属性”在启蒙学者看来,就是天然的“理性”。“自然理性”即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类精神不靠信仰之光的帮助就能够达到,它强调人天生固有的知性能力,与基督教的神性相对,体现了人独立于、超然于上帝的主体力量。“全人类只有从自己灵魂中根除信仰的种子并献身于崇高的强有力的知识的时候,才能够站在自我意识的角度。”自由的、独立的思考便是人类理性的自觉,也是十八世纪的人所最终所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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