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纾对理想新女性的文学想象
　　
　　女权的兴起,不仅使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令林纾痛心的是,这些新女性不仅勃勃有武士之风,欲为革命军之后劲,而且还要走出家庭在政界军界与男子平分秋色,一较高低。女子参政权是女权的重要内容,在这点上反映出林纾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意识。他虽然同梁启超一样认为女性素质实关乎国之强弱,但在他看来不管政务如何更替、军事如何颓败,女子都不能亲身参与其中。他将欧西的女子参政视为“群雌结社”,认为女子参政遭到商旅的噪逐、警卫的指斥,女性实在是自取其辱。神州陆沉,一切还得仰仗男子。因此林纾对于当时爱国女性离叛父母、断发急装纷纷参与革命的行为不以为然。他从英国司各特小说中欧西武士必有名姝为之临阵助兴的情节中受到启发,以为战场自古以来就是男子施展拳脚的场所,女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激扬英雄奋往之气,然后安静地走开,充当血色中的浪漫之花。林纾对于女子介入军界参与政事如此仇视,他于1914年创作的小说《金陵秋》对革命女性进行了痛快的丑诋,并塑造了一个理想新女性胡秋光与之捍对。
　　林纾晚年之所以冷淡了翻译,热衷于小说创作,是因为后来他多少悟到通过西洋小说来宣传忠孝节义全球皆然这个愿望很难实现,读者难免会转以西方的个性解放反诘本国的传统道德,这无异于自掘坟墓。于是林纾从这些“欧人之有识者”身上受到启发,他们“目击世变之不可挽,故为慈祥恳挚之言,设为人世必有其事,因于小说中描写状态。盖其胸中所欲言、所欲得者,幻为一人一家之事,使读者心醉其家范与其德性,冀其风俗之变”。作为无拳无勇的一介文人,林纾从中悟到了自己在礼防崩溃时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余,伤心人也,毫末无益于社会,但能于笔墨中,时时为匡正之言。”有鉴于此,我们可将秋光视为林纾为发泄他对新式女子参政参军不满而特意塑造的时代新女性,秋光的宏篇大论实乃林纾的“胸中所欲言、所欲得者”。
　　王仲英曾就女子北伐一事向胡秋光探询,秋光这样回答他:“女子之佇弱不胜兵,仲英宁不知者?彼辈平日蛰伏闺中,读七言小说,非言女将平戎,即言得九天玄女秘授。此种谬说,已身陷脑海之中。近稍亲学,又煽于平权之说,思以绵薄之力,追逐中原。……近者中年老女,稚齿孀雌,慕此风尚,亦持不根之论,出而衒人。”一番言论,令男性精英仲英“悚然不能即答”, 当即表示“仲英生平知己,舍女士无第二人也”。后来秋光又就此事写信给仲英,再次表明她对女子革命的反感,认为她们参与战事侈言国事是“雌声而雄鸣,令人增笑”。战事自古以来属之男子,此乃男女职分所定。秋光所认定的女子职分在后面章节中也有具体表述:“女子固有职分,譬如佐夫子治官书,为女学堂司教育,以爱国大义自教其子”,或者退一步若真想为国尽力,女子可以学欧西基督教徒之仁心,为伤残的战斗英雄担当看护。这就与他早年《兴女学》中的“学成既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衔接上来。可见,林纾对理想女性的遐想既有一定的延续性,每个阶段又有一定的变异性。
　　林纾借秋光之口将女界革命贬斥为“群阴大煽”,竭力加以丑诋,并希图借秋光这一形象为迷途中的女性树立楷模。有趣的是,林纾虽然反对女子参政,但是他笔下的秋光又远非传统的贤妻良母型女子可堪比拟,她的双脚已经走出闺阁,纵论起纷乱如麻的时局来颇有大将风范,仿佛国家大势一切都在她一双慧眼之中。为了衬托她的宏才大略,就连仲英这样文韬武略的英雄也只好姑且充当绿叶,不厌其烦地称赞秋光的才智。小说中有好几章都着意用仲英、伯元等男性的赞语来烘托秋光的远见卓识。第三章“遇艳”,叙其纵论时局,真能得其要领,令仲英佩服得五体投地。第十一章“完镇”,仲英收到秋光的信后读至数十遍缝入锦囊佩在胸际,回信称赞:“天下见地之高,持论之正,料事之精,宁有如我秋光者邪?”第二十六章“和议”,叙其论及孙中山逊位必会招致大祸,引发第二次革命。一番言论令伯元、寅谷“闻而大服”,仲英“点首不已”,叹曰:“令人不能不服秋光之远识!”看来林纾对新女性的想象介乎“贤妻良母”式和当时流行的“女国民”之间,既能安守妇道用国家思想育子女励丈夫,又能“学而知天下”,帮助夫君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只是好女子只能动口不动手,一旦欲投身革命驰骋战场,就会沦落为“雌声雄鸣”,遭到林纾的声讨。
　　
　　三、结语
　　
　　林纾在西洋思想文化的启迪下倡女权、兴女学,待到最后看到礼防崩溃时提倡在兴女学的前提下限女权,基本上能与时俱进,而且在某些阶段表现出的开放意识让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女权思想始终扣住“女学”这个关键字眼:女性有了知识后就可以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婚恋进行合理选择,不致贻误终身;虽然好女子不能亲身参与政事与革命,但是有学就能知天下,通过辅佐夫君同样能实现曲线救国的目的{11}。提倡女学,显然是肯定聪明才智,女性有了知识与智慧,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相关见解更能接近女权主义的核心。
　　当然,林纾对女性的极力关注是建立在男性作为强者去“拯救”女性意识之上的。女性身体和智力上的双重柔弱,令林纾在情感和理性上不禁投入悲悯的注视:从情感上希望她们自主选择婚姻不致抑郁终老;从理性上希望通过开女智改善国民素质。但是他既不赞成女性在家庭中能够发号施令一言九鼎,也不赞成女性在社会中参与国家大事。其男性中心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处于历史交汇点上的林纾,注定了既要为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奋起抗争,又实在无法抵制新观念对自身一点一滴的渗透。林纾的矛盾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代各种思想交锋与调和的产物。
　　
　　注释:
　　①②④⑥⑧⑨ 林琴南:《林琴南书话》,吴俊标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6、58、39、58、58-59、59页。
　　③⑤⑩ 阿英编:《晚清文人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9、230、259页。
　　⑦ 林纾:《林纾选集》下卷,林薇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