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翻译诗歌是引发中国诗歌新变的主要推动力，在民族文学步入黯淡和萎靡境地时，文学翻译通过引入外国文化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通过消除语言隔膜让译语国读者领会异国文化风情和精髓，进而在宏大的文化比较视野中体认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外来压力和自身需求营造了翻译文学的黄金时代，生机勃勃的文学翻译活动加速了中国各体文学的新变。中国新诗能够在五四时期真正地确立起自己作为文类的地位，与五四前后译诗所起的“触媒”作用密不可分。译诗刺激了清末民初僵化和“不合时宜”的民族诗歌，奠定丁新诗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诗”派以音译新词汇人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诗开辟新意境，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倡导“我手写我口”，均未能使中国诗歌摆脱困境。晚清“诗界革命”的失败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内部的改良和革新不可能复现中国诗歌的唐宋荣光，中外诗歌发展的历史说明，要使中国诗歌朝着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审美的方向继续前行并“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没有译诗，新诗“新纪元”的到来会无限期推迟；没有译诗，新诗的发展就不会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织的文学地图上批准自己发展的方位，正是译诗将外国诗歌的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和新思想等直观地呈现给了国内读者和不请外语的诗歌创作者，才为新诗在民族诗歌传统之外另辟蹊径，走出了晚清以降诗歌创作举步维艰的泥沼。
　　翻译诗歌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早期的诗歌翻译在语言上声援了中国的白话新诗运动，使中国新诗的语言染上了浓厚的欧化(准确地讲是外化)色彩，朱自清认为译诗“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任何民族的语言在同其他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都会受到影响，而翻译在引入外国诗歌时也会丰富我国新诗语言的词?正，这些词汇不完全是音译外来语，其中也有根据本国语言意译外国新思想新观念而产生的新词汇。20世纪初在翻译诗歌中引入或产生的词汇几乎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汉语的产生而同时出现在中国新诗中，它已经成了中国新诗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离开了这些词汇就难以进行。翻译外国诗歌不仅为中国新诗带来了大量的新词汇，而且由于翻译表达的需要和原语构词的特点，中国新诗语言的构词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中国新诗语言欧化的表现。中国新诗诗行的变化一方面是由诗歌节奏和诗歌情感的变化引起的，另一方面也与句子表达方式的变化有关。欧化在中国新诗语言上的体现除了词汇、词法之外，句法可以说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征。使用欧化的文法句式成了早期诗歌创作的时尚潮流：“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我们必须在承认外来影响的同时认识到中国新诗语言不可更改的特性，才能够使中国新诗在借鉴译诗的基础上焕发出民族文化的光彩。
　　翻译文学促进了中国现代新文学多种文体的发展，翻译诗歌则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新诗发展所获得的推动力、刺激和启迪，与戏剧、小说一样，其动力来自于中国诗歌内部的裂变和外国诗歌的翻译。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外来诗歌影响的轨迹：“五四运动产生了许多诗歌流派，比如浪漫主义诗派(郭沫若)，大众化诗派(刘半农)，小诗派(谢冰心)，湖畔诗派(冯雪峰)，新古典主义诗派(冯至)，新格律诗派(闻一多)，革命诗派(蒋光慈)。象征主义诗派(戴望舒)。总之，这些诗派和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国诗歌(包括东方和西方的诗歌)的启示和影响。”没有诗歌翻译，现代新诗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与传统诗歌拉开审美距离，新诗的文体形式也不会在短短30年时间里变得如此丰富。
　　诗歌翻译除了在文学层面上对新诗文体的发展产生积极推进作用外，还在思想层面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当然，这反过来又会在精神价值层面上引起中国诗歌的新变。比如五四前掀起的拜伦(Byr。n)翻译热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需要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1908年鲁迅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摩罗诗力说》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具有反抗和正义精神的“恶魔”诗人拜伦，他后来解释拜伦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的原因时说：“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拜伦“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形象和“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者”形象符合当时人们对中国英雄形象的构想，拜伦诗歌的翻译介绍正好契合了他们的偶像崇拜心理，所以，拜伦诗歌更多的是在思想而非文学上影响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大量翻译其实也主要是社会原因所致，甲午中日海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处在一个传统秩序解体的时代，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到了五四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献身于艺术，其中有很多人像鲁迅一样是从其他领域转入文艺的。这种态度恰恰反映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价值观：艺术被认为比科学更重要。”他们大量翻译浪漫派诗歌的出发点不是“转移性情”而是“改造社会”。后来文学研究会对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介绍，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等顺应了中国文学“关注人生和现实”的社会目的，至于文学本身则考虑得并不多，文学文本是思想的载体，外国诗歌的翻译必然会为中国社会引人新思想和关于社会、人生的新理念。正是这些新思想和理念的引入，才在内容乃至思维方式上为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的新变开辟了又一条路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