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学要走向成熟，成就具有中国风格的新诗，还应该将旧诗所表现的审美倾向性纳入自身重建的考虑范围，钱钟书就曾说：“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
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那么浓。””’这实际上是说，中国传统诗歌在审美倾向性方面表现的主要是一种含蓄、蕴藉的“静美”。在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不乏这种具有古典审美格调的作品，从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一系列著名诗人那里都可以找到传统审美风格的痕迹。下面再以现代一些写“雨”的诗为例来稍加观照，俞平伯的《夜雨》短短几行：“短的白烛，／残照依依地，想留几番摇曳，／因流泪底初凝，／便将开始了人间底遥夜。”从字面上看，并未见“雨”，虽然说是新诗，却大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古典余韵，王统照《微雨中的山游》写“迷濛如飞丝的细雨，也织在淡云之下”；朱大枬《风雨声中的梦》写的雨是“凄冷的雨丝在屋角啜泣”；蹇先艾《雨晨游龙潭》的雨则是“迷濛的毛雨飘落纷纷”；田汉的《东都春雨曲》说：“习习地风吹朱户／萧萧地雨滴银街。”至于戴望舒的名篇《雨巷》，卞之琳甚至以为其“读起来好象旧诗名句‘丁香能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从以上作品，就能明显看出和旧诗接近一致的美学情趣。
旧体诗歌的审美特性经过几千年的积淀，早已深深植人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塑造了本民族的审美习惯，成为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很难被彻底根除，当代新诗，应该将其发扬光大。
当然，说新诗重建要将旧诗所形成的审美倾向性“考虑”在内，不是说新诗只能体现“静美”，排斥其他美学风格。新诗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也有“壮美”一派，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等名篇以及后来很多的左翼诗歌都属此类。这一派诗歌为中国诗歌增加了新的审美元素，扩大了中国诗歌的表现力，其价值不可低估。然而，考虑到当今的时代语境，新诗在重建过程中，如果能更多地体现这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含蓄、蕴藉之美，形成本民族的特色，自然会赢得更多受众，更易走向成熟。
总之，新诗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立足现实、向西方学习的传统，这也是一种“常”。现代诗学对于新诗自身的这个传统，不应该，也没有办法抛弃，然而，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新诗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过度否定旧诗的倾向，从而才能以一种更宽容的心态，和传统衔接，重建新诗规范、确立中国自身的诗学体系。只有这样，新诗才能真正获得民族性，真正获得在世界诗坛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