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革命反模拟、反因袭的态度，使提倡者们把目光对准了西方，给中国诗歌注入了新鲜活力。如果中国诗歌一直沿袭这种“向后看”的思路，中国诗歌将一直停留在对古人的无尽崇拜与效法之中，永远都以古人的诗歌典范为极则，那么中国诗歌的前途将不可能不暗淡下去。这说明了随着文学革命而起的新诗出现的积极意义之所在——新诗和旧诗不同，主要体现出一种关注“现在”、创造未来的思路。新诗努力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怀，在形式上则主要采用白话、自由体，这些都是古诗所没有的，是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然而，中国新诗在“破格”的同时，也蕴含着“失范”的危机。1915年9月20日，胡适给任叔永的诗中就提出了“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白话诗主张。胡适“作诗如作文”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造成了“诗”和“文”之间的混淆，没有为中国诗歌指出一条明晰的道路，却为新诗的泛滥开了先河。1920年11月，时在清华读书的浦薛凤就曾经在《清华周刊》第200期上发表《时髦白话诗底罪恶》一文，对滥做“时髦”白话诗的风气表示了不满，其实，浦薛风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反对用白话做诗，他也提倡那种“真是诗的白话诗”，只是要反对那种“诗不像诗，文不像文的白话诗”。浦薛凤的评价对于正处于幼稚期的新诗来说虽然未免有些过激，却也道出了其中弊端，当时的很多新诗，或者尚存传统的调子，不过是废除格律之后将古诗的意思用白话写出，或者干脆就是直接将口语分行写出，直白浅陋，缺乏诗味。
　　另外，虽然新诗界从一开始就主张向外国学习，但是也并未导致以外来诗学为基础的规范的确立，直到1930年代，鲁迅还在感叹：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做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外来诗学观念输入中国新诗坛后的杂乱景象。应该承认，从新文学革命到今天，新诗的发展已近百年，也出现过不少的名诗人、诗作，但新诗“失范”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方唱罢我登场，难领风骚三五天”，虽然各种派别、主张纷呈，但高水平的诗作数量少，随手而就浅白如散文分行，随意堆砌词汇、以晦涩文其浅陋的作品大量存在。正如有人所指出：“许多现代诗人在追求诗的新形式、新风格的过程中，一味求新求变，导致诗质的大面积流失与诗歌品味的持续下滑，新诗创作的严重‘失范’现象已是当下诗歌不争的事实。”
　　当然，要用某种死板的规范来一统诗坛，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如果新诗没有任何“规矩；，以致诗不能成其为“诗”，那也就无怪乎它要蹈人危机了，既然有危机，就应该有救正。据笔者看来，吕进先生提出的中国现代诗学“三大重建”的任务：诗歌观念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针对的问题之一就是新诗的“失范”，关于“三大重建”，学界已多有论述，本文不拟展开，只想谈谈在这种重建过程中，新诗与传统诗歌之“常”重新衔接、传统诗学成为重构新诗规范资源之可能性的问题。
　　“五四”新诗对传统主要呈现出决裂的姿态，新诗“失范”，主要根源就在于此，然而重新审视新诗和中国传统诗学的关系就会发现，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共通性的，这也是建立新诗规范的宝贵资源：从工具上来说，不管是用文言还是白话，都属于汉语言文字；从诗歌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格上来说，尽管有时代差异，新诗和旧诗表现的都是“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审美倾向。这是新诗和旧诗之间的连接点，也是新诗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的可能性所在。
　　一些新文学倡导者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质，强化了白话和文言的差别，谓白话为“活”，以文言为“死”，其中偏颇显而易见。白话、文言不过是当时市民口语与传统书面语的差别，只不过是用口语写作的白话诗文比旧体诗文更加平易、通俗一些，更符合“平民化”、“大众化”的启蒙要求而已。两者并非互相绝缘、对立的两套系统，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融合的，断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且两者的表现形式都是汉字，直到今天，诗人们所用的文字和传统中国人所用的汉字基本上还是一样的，所包含的意思也和古人差不多，既然汉字不能尽废，又如何能将其中的文言成分过滤清除?郑敏对此曾透彻地指出：“文言文即使被废除作为通用的语言，但古典文学中每一个字词都可能在出现在白话文中时渗透人它的古典所指，而起着对文本的意义、情感外加的影响，也即是所谓的‘文本间’的效果。”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五四”的文学革命家如钱玄同等人进一步提出了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然而直到今天这种主张仍然没有完成，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行性。
　　当代的中国诗学，不应该以白话为独尊，应该以一种比“五四”更加包容的态度，将白话、文言视为一个整体，最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字表意性、富于联想性的特点，创造出符合汉语言文字特征的诗歌样式，当代的诗人，不必务求平易。也不必务求晦涩，但求能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丰富、复杂的诗情诗意，无须再像“五四”时代那样，以白话为新而追逐，以文言为旧而鄙弃，无须以有韵、无韵为藩篱，刻意地制造隔阂。新诗如果拒绝文言诗歌，其实就是拒绝了自身的历史，也拒绝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可能给自身带来的更深厚、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而甘于贫乏和浅薄。
　　现代诗学的重建除了应该将白话、文言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以外，还应该将旧诗的精神维度作为自身建设的一个合理资源，正如吕进先生在《新诗的“变”与“常”》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诗歌有“家国为上”的精神，有“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精神，这是中国诗歌传统的一种“常”。新诗发展到今天，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种精神已经变得十分暗淡，这是不正常的。当代的新诗当然不应该排除个人化的内容和个性化的表现方式，但是个人如果不和宏大的民族国家意识、时代意识结合在一起，只停留在个人喜怒哀乐的小圈子内，那么新诗注定要失去来自传统的一项宝贵财富，注定要失去应达到的高度和境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