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注意到的事实是,强调代与三代,也与中国文坛喜好复古的观念有关。近古以来,先是在唐代,韩愈等人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一直影响到宋代的文学复古思潮与创作实践。陈子昂的文章道弊五百年自不用说,苏轼
还应注意到的事实是,强调“代”与“三代”,也与中国文坛喜好复古的观念有关。近古以来,先是在唐代,韩愈等人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一直影响到宋代的文学复古思潮与创作实践。陈子昂的“文章道弊五百年”自不用说,苏轼的“八代之衰”也是人皆尽知,故复古就成了文学主张中呐喊声最强之音。事实上,这种复古主张又与古代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学观和文体递衰观念有关。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与丘长孺书》中认为:“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12]210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谈到:“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虽愈趋愈下,要为各极其工。然胜国诗文绝不足言。”[13]562既然文体是递衰的,文人为了不断提高文学地位,就不得不提倡复古。于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等观念随之而出。晚明钟惺《诗归序》云:“尝试论之,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12]213诗文“代趋而下”的文学现象与作诗者“虑无不代求其高”的期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复古思想的兴盛与“一代之文学”的呼唤。
那么,第二个疑问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确实与金元时期罗宗信等人的理论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不过罗宗信之后、王国维之前的众多文学家也不谋而合地论述、阐释了这样的观点,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他们会英雄所见略同?是不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他们呢?显然,要进一步说清金元之前有没有“一代”的说法,所指又为何物,必须要有个交待。这就要从久远的史学观念说起。如前所述,上古时期,文史哲不分家,故当今之人要讲文学,需从史学讲起(民间的、口头的文学也是文学的源头,但现存材料稀缺,故讲文学史实际是从史学著作开始)。
本文认为,“一代之文学”思想的形成深受“一代之史”史学观的影响,因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12]101(王世贞《艺苑卮言》)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代表强烈的史学观念,三皇、五帝时期是参照座标。其它的如“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13] (雉衡山人《东西两晋演义序》),“自古一代之兴,即有一代之史”(小琅环主人《五虎平南后传序》)[13]999,“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故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史,以垂后世,俾后世得以考其实录,昭其劝戒焉”(柱石氏《白牡丹小序》)[13]1018,等等,也是“史”的观念在主导。可以说“一代之史”一直在文人心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是到了唐传奇、宋词、元曲、小说兴盛的明清时代。“然史之文,理微义奥”,“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13]887(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因为史比较艰涩,众人无法理解,当然不愿意阅读与接受。为了达到“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13]887(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目的,史不得不借助于文的帮助。于是,文学往往继承了史学精神的实质,传承着史学的观念。于是,文与史往往对举,而文必随史后。回观各种文史著述,不难发现,“三代”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而且在文论者眼中,“三代”是无法超越的时代。当批评文学衰颓时,则说是“自三代以还,斯文不振”(白居易《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14]109,赞扬一种文风或者赞扬某人的文学成就之高,则将其同三代相比,如“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刘昫《旧唐书·文学传序》)[14]250,“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于日月,浑浑灏灏,浸如江海,同于三代”(石介《上赵先生书》)。[14]219更有恭敬者,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14]115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文心雕龙·原道》)[15]1,而三代是“圣代”,其文更符合“与天地并生”的经典性。尊崇三代的另一个比较特别的表现是往往将“三代之盛”与“八代之衰”对举,更加反衬出“三代”的典范意义。
不仅如此,“一代之文学”或者“一代之文”往往引领潮流,得到赞赏。为了说明问题,“一家之言”,“一时之兴”、“一世之文”、“一时之声”或者“一代之宏才”、“一时之俊秀”也引入了讨论的范围。“一代之文学”固然是与三代相称的意思,可是,“一时之俊秀”产生的“一家之言”或者“一时之兴”,也是一种相当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因此,古人在强调“一代之文学”重要的同时,也在热烈地探讨某种兴一时之风气、适某个时俗的文学现象或者是作家群,并没有单纯地抱着“一代之文学”不放而忽略它种弱势文体。例如:“鸿荒邈矣,书契以来,人文渐朗,孔子斯为折中之圣,自余诸子,悉成一家之言。”[12]37(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诸子悉成一家之言,是“人文渐朗”的重要表现,因为“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刘开《与阮芸台宫何论文书》)[12]594,“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反映的是文学创作过程中需要有集体意识的世代累积。这些理论与“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一脉相承。作家个人或者群体的突现,也是有价值的,如“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14]16“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16]215(《宋书·谢灵运传论》)由此可见,部分作家奋起一时,引得“一世之士,各相慕习”,也可以“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魏征《隋书·文学传序》)。[14]25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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