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为我国第一个报业集团。自此,“报国”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提升到标志性的高度,成为报业改革的主流方向。
“集团化”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市场竞争主体逐渐走向资源整合的发展形态。在产业经济的发展框架内,集团化是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出于业务发展、市场扩张和竞争的需求,通过新建、资产兼并、股权运作或相关协议等方式,由单一经营方式向群体经营方式的转化。报业集团的出现,说明我国报业开始寻求一种单体增量发展以外的聚合式发展方式,以求规模经济带来的更高效率和市场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传媒业面临着对原有组织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然而“事业单位”的身份束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市场对即有资源的配置导向能力,反而出现了许多违背政策供给者初衷的“规模不经济”现象。
实践证明,集团化并非一剂适用于我国所有报业的改革药方。当“规模不经济”取代“规模经济”、成为集团化初期改革后的不良症状反应,一部分已然走上集团合并道路的报纸又悄然分家,与集团化伊始
的高调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反效果,发现其实在集团化发展的初期已然为后来的不良效果埋下隐患。
首先,“规模效应”存在较为苛刻的前提,即总量控制、合理布局、激活资产、优化配置、集约经营。
在理想的集团化蓝图中,报社应该作为产业主体促进产业整合、实现资源重组,但由于路径依赖,我国报业不仅严重依赖政策,连中微观的业务经营、资本运作等也受到体制的强力制约,以至于属于市场行为的集团化发展脱离了产业发展的逻辑轨迹。
其次,产业界限的政策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报业的发展时机。
产业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同时兼具闭合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当位于产业核心地位的核心生产技术发生了改变时,整个产业的外部界限必然走向模糊。原来与报纸同样属于文化产业的广电、电信,因为核心产业技术区别较大,造成“电波”和“印刷”明显的产业界限。随着传播技术数字化发展,纸面的印刷技术已不足以支撑报业对本产业的绝对优势,但严苛的产业规制却在此时阻碍了报业优质资源向新传播技术领域的扩张,由此造成新媒体对报业市场广告经营份额的蚕食。
最后,暖昧的跨区域运营和资本运作也为报业集团化的优势显现带来不确定性。
产业发展中集团化优势显现的前提之一就是资源在整体市场中的合理布局,如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理应实现全国市场范围内的自由流通。但由于“事业单位”的身份限制,经营资本与公益资本、经营权与产权难以剥离,导致传统体制下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报业资源难以发挥最佳竞争效率,从而限制集团化优势的显现。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资本运作层面,关于报纸产业的规制仍然限制了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由于缺乏完善的分配机制,优秀的产业管理人才游离于产业界限之外,特别是与国外传媒产业和国内其他充分竞争的产业相比,人力资源对我国报业发展的贡献十分有限。
回顾我国报纸产业的发展历程,报业的改革大体上存在着“产业”的发展取向,报纸的采编、发行和经营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的产业组织,承担着日益重要的国民经济功能。发展迅速是因为改革顺应了产业的逻辑,发展遭遇瓶颈则是因为既有结构与产业逻辑间的错位,无论这种基于产业的发展逻辑将为我国未来的媒介化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产业逻辑还将继续极大地影响着下一步的报业改革。
[参考文献]
[1]汪永瑚:《新闻“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初探》,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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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金海、杨步国:《整合:集团化背景下的报业广告经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